提示：本文共有 17736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36 分钟。
原标题：明日开槌“瞩目”香港保利十七件重器究竟拍出多少天价？
3501 五代至北宋 越窑青釉刻团花纹执壶
尺寸高16.4cm
估价HKD 800,000 1,000,000
说明：
2.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J.J.Lally Co，编号LL39
此壶直口，丰肩，球状腹，圈足。双带式曲形把手，细长流微曲。通体施青色釉，釉质极其细腻匀净，如秋水碧玉，古朴典雅。腹身于釉下以细线刻画缠枝花卉团花纹，纹饰清晰，线条流畅，深浅不一，疏密变化有致。由于画面刻划层次丰富，以致积釉处色深，浮雕处色浅，设色对比，明暗相间，层次分明，将主体纹饰衬托得格外鲜明。整器底部为裹足满釉垫烧方式，此为晚唐五代以来，典型秘色贡瓷作品。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
本品曾为David Goldstein（大卫．戈德斯坦）收藏，他为美国纽约的资深心脏病医生，丹心妙手，从医将近二十年。
参考数例，饰云鹤纹，（传）平野古陶轩藏，售于伦敦苏富比，2017年11月8日，编号82。另比一例，刻人物纹饰，北京城西出土，载于《中国陶瓷全集：唐五代》，卷6，2000年，图版153，同书并载两例，其一刻团花，其二光素无纹饰，无盖，图版147及164。再比一例，器身浑圆，刻团花纹饰，曾展于《Early Chinese Ceramics.An American Private Collection》，J.J.Lally Co.Oriental Art，纽约，2005年，编号47。
3502 北宋 耀州窑刻花纹执壶
尺寸高8.9cm
估价HKD 300,000 400,000
2.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J.J.Lally Co，编号LL40
此壶小口，口沿似玉璧，壶身呈梨形，肩部一侧开短流，流身略微弯曲，斜口，便于出水而不滴洒。肩部另一侧粘烧环柄，柄身作U字形。肩部刻饰覆莲花瓣。壶身刻连枝牡丹纹，牡丹或垂或仰，用刀深峻斜出，得花肥叶厚之感。花瓣之上再以竹篦刻划经络，随意而到位，不着匠气。圈足及底部刮釉，胎骨灰白致密。壶身内外通施青釉，釉色青郁。此壶细节处，如壶口、壶把，皆不失精巧匠意。
此类梨形小壶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耀州窑钱纹小壶，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编号131。
耀州窑是中国北方颇具代表性的窑场之一，窑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因铜川古属耀州，故名。创烧于唐，经过五代时期对南北各窑口的学习总结，北宋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越窑。耀州窑瓷器造型较为丰富，制作水准较高。其胎壁与同时期北方其他窑口相比要薄，圈足轮削比较仔细，胎质细密，呈浅灰白色。耀州窑产品青釉光润肥厚，胎釉结合较好，釉面有开片，玻璃质感强，光泽度和透明度都很高。北宋耀州窑釉色以稳定的橄榄青为主色调，金代时由于燃料的改变釉色愈发闪黄。耀州青瓷早期装饰受越窑影响以刻花为主，纹饰较为简单，线条宽粗，题材以莲瓣、牡丹等较为常见，刻花刀法熟练，犀利有力，层次清楚，立体感强，具有浅浮雕的效果，花纹局部不加任何装饰，图案简朴，大部分装饰于器物外壁；中晚期刻划花和印花进入了成熟阶段，纹样丰富多彩，生动流畅。
3503 北宋 耀州窑刻花牡丹纹盘
尺寸直径17.5cm
估价HKD 350,000 450,000
2.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SO397
盘敞口，薄唇，斜弧腹略深，浅圈足，足心微凸。通身施橄榄绿釉，盘内刻划一朵折枝牡丹花，花瓣肥硕，纹饰布局有序，运刀流畅，线条刚劲有力，花叶具有强烈立体感。整器胎体坚实，釉色润泽，色彩雅致，秀丽大方，为北宋耀州窑经典作品。
本品造型、釉色、纹饰、剔刻工艺无不体现耀州窑制瓷工艺典型特征，尤其刻花手法遒丽洒脱，运刀如笔，刃随心至。耀州窑是中国古代名窑之一，烧造历史自唐代至明清，跨度极长，宋元时期是北方地区青瓷的主要产地，其产品也以宋金时期为最佳。
耀州窑以刀法犀利而著称，匠师先以工具垂直刻出纹饰轮廓线，再在轮廓线旁用刀具斜刻，将直刻和斜刻后夹在刀痕中间的地子剔掉，形成一个小的斜刻面，使纹样微凸具立体感。以篦状工具细划出花叶及花瓣脉络，枝叶茂盛画面具象生动。参考一例，11至12世纪耀州窑青瓷牡丹纹碗，录于《世界陶瓷全集?12?宋》，日本小学馆，1977年，页204，图196。
3504 南宋 吉州窑仿豹纹釉梅瓶
尺寸高21.5cm
估价HKD 250,000 300,000
2.私人收藏（AAS编号2006.43）
3.纽约苏富比，2011年3月23日，编号556
4.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SO463
梅瓶也称「经瓶」，唐宋时较为流行，既为酒具，亦为赏器。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吉州窑瓷虽以碗类为大宗，但南宋末年至元朝年间亦偶见少量立件。乐从堂收藏一例，南宋吉州窑鹧鸪釉梅瓶，售于香港苏富比，2017年10月3日，编号15，可作参考。
此梅瓶唇口、短颈、丰肩筒腹，平底内削修成圈足。瓶外施黄色釉，配以褐色斑点纹饰，装饰效果强烈。吉州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品种繁多，是一个综合性的窑址。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剔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对后世及其他窑口均产生较大影响。
综观各大公私收藏机构，同时期饰以斑点纹饰藏品不为多见，可参考Lt Col Kenneth Dingwall biography捐赠之宋吉州三足炉，现存大英博物馆，编号1926，0414.1。另见一瓶例，现藏江西省博物馆，录于《吉州窑》，北京2007年，品号26；亦载于《中国陶瓷全集》，卷10，上海，2000年，图版162；又刊于叶佩兰着《元代瓷器》，北京，1998年，图版533。参考一美国私人收藏，多次上拍于苏富比拍卖，最后一次售于纽约苏富比，2012年9月11日，编号127。及乐从堂藏一例，南宋吉州窑鹧鸪釉梅瓶，售于香港苏富比，2017年10月3日，编号15。
3505 宋 定窑模印孔雀穿花纹葵口折沿盘
尺寸直径22.4cm
估价HKD 1,100,000 1,600,000
2.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J.J.Lally Co，编号LL105
展览
J.J.Lally Co.，XXV 古董双年展：巴黎大皇宫，巴黎，2010年9月15至22日
此件敞口，平底，弧壁，圈足，口沿露胎无釉。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黄，外壁明显见到拉坯留下的旋痕以及蘸釉时留下的「泪痕」状垂釉。器里内壁饰缠枝卷草花卉纹，盘心正中处模印一双孔雀纹。其内壁模印之折枝牡丹花卉纹饰，线条婉转舒畅，有如春风拂柳，诗意盎然。本品胎、釉、形、纹饰无一不佳，简洁而优雅，华贵而含蓄，北宋定窑之佳作也。
此件八花式葵瓣口，折沿平底，弧壁，浅挖足，口沿露胎无釉。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黄，外壁明显见到拉坯留下的旋痕以及蘸釉时留下的「泪痕」状垂釉。器里内壁饰缠枝卷草花卉纹，盘心作庭园景色，正中处模印一双孔雀纹，一孔雀站在湖石上回望，长尾横斜过盘面；左方另一孔雀盘旋飞下，从下方仰望相迎；坡石野卉外，整个盘面隙地布满盛开的牡丹枝叶，蝴蝶飞舞。
3506 元 龙泉窑青釉葫芦瓶
尺寸高29.2cm
估价HKD 600,000 800,000
2.伦敦苏富比，2004年6月9日，编号47
3.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224
《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81年
此瓶为葫芦形，直口，短颈，两圆腹中间束腰，圈足微撇。全器罩青釉，光素无纹。釉色均匀，釉质肥厚，足底一圈露胎。整器形制规范端庄，釉水沉静滋润，体形硕大规矩，雄浑厚重，别有风韵。
浙江龙泉一代青瓷器，窑址分布甚广，生产规模庞大，然而葫芦形瓷瓶却十分罕见。一件略小元代例子，出土于浙江省青田县百货公司基建工地窖藏，现藏青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载于朱伯谦着《龙泉窑青瓷》，台北，1998年，图版154。
可参考玫茵堂旧藏，著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 2010年卷4，编号1607，后售于香港苏富比，2011年10月5日，编号6。另可参考《中国陶瓷全集》，上海，1999 2000年，卷10，图版35。尚有二例，录于《龙泉集芳：创业70周年纪念》，东京，1976年，卷1，图版484；及，香港苏富比，2005年5月2日，编号676。
本瓶子早年源自日本东京户粟美术馆，创办人户栗亨于1987年在涩谷区松涛开设了户栗美术馆，保存并展示他个人长年搜集了的许多中国、朝鲜等东方陶瓷收藏，广为世人欣赏，本品即为其中之一。
3507 元至明初 钧窑天蓝釉棱口花盆
尺寸高20.2cm；直径28cm
估价HKD 6,000,000 9,000,000
2.伦敦苏富比，2003年6月12日，编号109
3.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173
本品诚为钧瓷之佳美者，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由口沿至底凸起一道细棱，器身、圈足皆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内外釉色皆为官钧之典型天蓝，远观则静穆湉谧，近看则晕融烂漫，既如暴雨淋墙，斑驳相连，又如雨后青山，云烟氤氲，予人无限之美学遐想，所生之意境任由观者自悟。平底挖五孔，为盆植泄水之用，今已用白泥填塞，敷涂褐色护胎釉，斑驳古拙，与莹润釉光对比鲜明。
「书斋宜明静…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盆用白定、官、哥、青东磁、均州窑为上，而时窑次之。」
《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高子书斋说》明 高
「均州窑......方盒、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种蒲。」
《起居安乐笺?高子盆景》高濂
「交钧釉六方入角花盆二件…于本月二十六日，…将钧釉盆连一件盆底贴得地名字名样持进」
清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似本品之出筋菱口者，于钧窑花盆中不为多见。参考故宫旧藏一例为较常见之六瓣葵口者，被录于《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出版物之封面，遍阅此书，可见此类六瓣者居多，类本品之六瓣出筋花口者仅见一例。故此盆修胎更为繁复。另参考一近似钧窑天蓝釉瓷葵花式盆，载于陈玉秀，《瓶盆风华：明清花器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14年，编号I 11。
本拍品底部之排水孔以白泥填塞，对于此用途，清宫档案有着清晰记载，可作参考。根据清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活计档．嵌作》的记载：「均窑盆一件……青绿瓶内珊瑚取下，安在均窑盆内配假宝石地景。又如清乾隆元年二月初三日《活计档》记载：「葵花瓣钧窑盆……甚好……配做得象牙水仙花盆景」。由上述记载可见，清雍正时期的钧窑花盆景的花器。此时盆底的渗水孔已无必要，于是或选择把孔填补，拟作为此用途。
此花盆属于钧瓷中一类底部刻或印有数字的盆景器。其数量稀少，多为清宫旧藏，为钧瓷中最为珍贵的一类。数位钧瓷的底部数位从一至十，分析博物馆藏品及禹县钧台窑址发掘可发现这些数字应与器物大小成反比关系，「十」为最小，「一」为最大。明、清宫廷绘画中时常见有数位钧瓷的身影，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如明人《十八学士图．棋》中前景右区的仰钟式花盆，及清《美人图．对镜》中窗台上的葵式花盆。
此件花盆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件，落「一」号，六瓣、花口出筋花盆。其他葵口花盆均多见六瓣葵口造型，并无出筋装饰，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葵口花盆两件，分为「五」号、「七」号、录于《钧窑瓷器》，故宫博物院，2016年，编号68、7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件，分为「二」号、「八」号、「九」号，分载于《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台北，1999年，编号17、18、19；三藩市亚洲艺术博物馆Avery Brundage珍藏「二」号一件，见《Chinese Ceramics：A New Comprehensive Survey》，纽约，1996年，编号237；以及戴润斋、乐善堂先后递藏「二」一件，最近于香港苏富比2008年4月11日拍卖，拍品2508号。相较之下，存世的六瓣花式花盆数量虽极少，但可见一例 「一」号盆托，亦施天蓝釉，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录于《瓶盆风华》，页48 49，图版I 09，可与本品配为一套。
此类独特的官钧花盆彰显宫廷艺术独有的气息，自然深得清宫珍视，作为前朝珍玩的它们获得雍干二帝之钟情。雍正皇帝对官钧花器的喜爱体现在摹古方面，雍正七年（西元1729年）曾谕旨唐英摹制，无论是窑变釉器皿或是仿均釉器皿皆以官钧花器之釉色造型为范。是年三月唐英为求此釉复烧成功，不惜派厂署幕友吴尧圃亲赴河南禹县探求古配方，谓之「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见唐英《陶人心语》卷一《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七月，钧釉终于复烧成功。雍正十三年，唐英在其所写《陶成纪事》碑文中，记述了仿清宫所发宋钧窑器而烧得窑变釉之事：「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粉青、骡肝马肺五种，新得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成功烧造的仿钧釉花器被送至清宫，融入帝皇后妃的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雍正朝内府所绘《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菱形仿钧釉盆奁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应为玫瑰紫，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
此钧窑花盆于乾隆时期伊始，正式列为御赏花器，并镌刻字于器底。基于乾隆皇帝喜欢铭刻堂名款的习惯，凡是带有清宫诸处堂名款的官钧花器必定为内府旧藏，并深得乾隆皇帝喜爱而被选用，检视目前公私典藏，此类官钧花器底部铭刻堂名款者不足20例，综合考察其品质皆属同类之精华者，可鉴乾隆皇帝当时对此曾经严格挑选过。其铭刻内府堂名款遵循严格的格式，皆呈「T」字形布局：先横刻大的宫殿名称，后竖刻具体的安放厅堂，例如横刻「建福宫」，竖刻「竹石假山用」；横刻「养心殿」，竖刻「随安室用」。
此类钧窑花盆之断代，尚无定论。史上有两学说，一指其为北宋十二世纪，另一认为属元或明初。曾有一批钧窑带编号花器残片，与北宋「宣和元宝」钱模伴随出土，且有指其陶土成份相同，支持北宋之说。对照年代较明确之品，如龙泉及景德镇窑之青瓷或青花盆、瓶或花器，亦有部分学者将此类钧器断代明初。承清宫旧藏，两岸故宫存不少刻有数字之钧瓷，且常附镌宫中殿堂名称，相信乃明朝宫廷御用花器。
3508 明早期 御制漆金彩绘铜关帝坐像
尺寸高187cm；宽124cm；长95.3cm
估价HKD 15,000,000 25,000,000
2.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嘉纳艺术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Boston）旧藏
3.佳士得纽约，1993年12月2日，编号120
4.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FR424
关帝以青铜所铸，体量巨大，整像气势雄伟，慑人心魄。其头戴折角巾，巾外配龙纹冠，为中国古代男子冠饰中所罕见，应为帝王敬造时加封之象征；金面美髯，卧蚕眉，丹凤眼，宽鼻丰唇，丰面方颐，神态沉静而专注，英武中亦透露着威严，为关帝艺术形象的经典表现样式。其呈武士端坐之姿，双手置腿上，右手握拳，左手食指微抬，轻捻长须美髯，为陈寿在《三国志》中即已提到的特征，「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美髯细长柔软且呈五绺，与一般历史人物的胡须皆不同，为关羽所特有，后亦成为戏曲舞台上关公这一角色所特有的髯口样式，是判断关公造像的重要标志之一。关帝外服龙袍式罩甲，内着盔甲，腹部中央浅浮雕一龙腾空，左肩、双膝三处圆形开光，其内皆浮雕五爪腾龙，前胸及腰部各围一腰带，下裙中央饰以浮雕，三座山石似浮于海水之上。尊像造型深具美感，技巧精湛，刚柔并济，流畅柔软的袈裟和层层凸起的鳞甲，呈现出不同物料的质感；且躯干造型无一处重复，其右肩兽头怒张大口，手肘铠甲线条硬朗笔直，左肩袈裟光滑简洁，手肘下垂衣纹畅顺。右膝铠甲露出，左膝袈裟垂落，虽为坐姿，却仍气宇轩昂，难挡英武之相，显现出关羽智慧与勇武并存，是忠义两全的化身。
关帝以青铜所铸，体量巨大，整像气势雄伟，慑人心魄。其头戴折角巾，巾外配龙纹冠，冠正面中央一龙首凸出，神态威猛，龙首两侧各饰游龙一条，细节考究，气势威猛，为中国古代男子冠饰中所罕见，应为帝王敬造时加封之象征。金面美髯，卧蚕眉，丹凤眼，宽鼻丰唇，丰面方颐，神态沉静而专注，英武中亦透露着威严，为关帝艺术形象的经典表现样式，与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的《三国志平话》中关羽的白描文字几乎如初一辙——「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王，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
其身着龙袍，呈武士端坐之姿，双手置腿上，右手握拳，左手食指微抬，轻捻长须美髯，为陈寿在《三国志》中即已提到的特征，「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美髯细长柔软且呈五绺，与一般历史人物的胡须皆不同，为关羽所特有，后亦成为戏曲舞台上关公这一角色所特有的髯口样式，是判断关公造像的重要标志之一。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阿尔米塔什博物馆之金代平阳府徐家印雕版插图《义勇武安王□》，是今存最早的戏曲绘画之一，关羽五绺美髯飘飘，端坐于椅上，双手置于腿上，目光如炬，不仅为后世关羽形象形成之关键，亦将美髯与‘万人之敌’的义勇形象紧密相连。（图片1）巧合的是，在明成祖朱棣的画像中可以见到与本尊关帝像同样的五绺美髯，且纵观明朝历代帝王画像，仅朱棣一人将胡须的样式如此般处理，可见明成祖个人对关羽忠义两全又威震华夏的个人追摹。（图片2）（图片3 ）
关帝外服袍式罩甲，内着盔甲，在已经的图像中为表现关羽这一形象之首见，与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之铜漆金彩绘真武大帝像之服饰相同，同类可见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之铜鎏金真武大帝坐像，可见此种样式应为明代初期武士类神像之标准，既彰显其勇猛威武的战神英姿，又突出了其至高无上之尊贵地位，与宋金壁画中天王形象常在盔甲周围缠绕飘帛及佩戴斗篷的样式相近，英武又飘逸，真有气贯日月、逸气英风之感。加腹部中央浅浮雕一龙腾空，四周祥云为衬，龙口咆哮，四肢张扬，气势雄浑勇猛，龙身仍残留漆金痕迹；左肩、双膝三处圆形开光，其内皆浮雕五爪腾龙，咆哮于海水山石之上，前胸及腰部各围一腰带，中央皆为三面方形带板，正中长方形带板雕饰一腾龙，两侧各雕刻海水山石纹，腰带左右两边各有四面圆形带扣，样式及纹样皆与梁庄王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院的明早期玉带板极为相似。（图片4）尊像下裙中央饰以浮雕，三座山石似浮于海水之上，海水丝丝波纹，线条清晰而分明，中央一石高如仙山，于云海中若隐若现，浮雕下方依然残留的色彩及线条，仍可辨认出有如翻腾之波浪与仙山，明清时期多见于版画构图及漆器纹样之中。而就下裙彩绘部分，如果参考河南洛阳关林之《关羽夜观‘春秋’像》，其塑像在服饰下摆的彩绘部分与此件之残留彩绘在构图上极为相似，层迭的山峦与卷曲的云朵，与清代龙袍中常出现的‘海水江崖纹’下摆应为同理。（图片5）
尊像造型深具美感，技巧精湛，刚柔并济，流畅柔软的袈裟和层层凸起的鳞甲，呈现出不同物料的质感；且躯干造型无一处重复，其右肩兽头怒张大口，手肘铠甲线条硬朗笔直，左肩袈裟光滑简洁，手肘下垂衣纹畅顺。右膝铠甲露出，左膝袈裟垂落，虽为坐姿，却仍气宇轩昂，难挡英武之相，显现出关羽智慧与勇武并存，是忠义两全的化身。（图片6）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明宣德时期宫廷画家商喜所绘《关羽擒将图》可能为迄今已知的关羽题材绘画中最真实的再现了明代初期关帝形象之作品，画面色彩艳丽，表现了关羽在一片僻静的山谷高地上审问擒将的场面，画面中关羽所着服饰即符合以上全部之标准，头戴巾，内着盔甲外披罩甲式龙袍，腰间带饰、腹前及两肩龙纹、右肩之兽面、双腿及足部之纹饰皆与此尊关帝造像相同。
关羽生前曾被汉帝封为汉寿亭侯，死后又被蜀汉后主刘禅谥封为壮缪侯，直至北宋之前封号并无变化，地位也并无明显提高，只是在南宋著名佛教史家、天台宗僧人释志盘所撰的一部纪传体佛教通史《佛祖统纪智者传》中记录了关羽、关平父子在隋开皇十二年（592）在当阳县玉泉山道场夜见智觊的传说，「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可见关羽在民间被神话化的时间至迟为南宋时期，且可能最先由佛教天台宗完成。同时，在北宋后期徽宗朝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张商英（1043 1122）所撰《重建关帝圣庙记》中亦有所记载，可见「关帝」一词应于北宋年间已在社会上普遍被接受。加之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大理寺评事董侹所撰《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观庙记》亦提及此传说，并赞送关羽「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可见，关羽神话的年代与《佛祖统纪》中所记录的隋代开皇十二年颇为相近，且国运兴衰与年景好坏此时已都在其庇佑之下。
进入宋代以后，作为对抗北方民族入侵的国家守护神，关羽这一历史人物的神话被‘广而告之’，同时，由于朱子学确立了蜀汉正统论，三国故事亦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第三，晋商中开始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而这亦是关羽被转化为财神的历史渊源。尤其宋徽宗时期，在面对觊觎中原而南下的金人时，徽宗在军事上无计可施，便通过不断赐予关羽名号以期其能保佑宋朝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曾经仅为‘壮缪侯’的历史人物关云长在徽宗时期摇身一变成为‘义勇武安王’，庙祀也随之增多，并且从武庙的配祀地位而入主，成了‘武圣人’，在保佑国家政权稳定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调节旱涝灾难的职责，因而与雨水相关，宋黄茂才写诗赞道：「严庙貌爵封王。祚我宋司雨旸。祷面应弥灾荒。名与泽蒙泉长。」可见，在关帝名号不断增长的同时，其信仰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明代完成的《历代神仙通鉴》中记载了宋徽宗曾封关羽为‘崇宁至道真君’，元顺帝延续亦加封‘护国崇宁真君’，均可见，在宋元时期，关羽已经具备三界神灵之雏形。
关羽此后的发展与其他的历代武将，甚至包括真武大帝在内，都有很大差异，‘关羽显圣’似乎成为重要战役中扭转乾坤的关键，例如朱元璋在鄱阳湖打仗时，关羽派十万阴兵协助他击败陈友谅，由此立下赫赫功绩，因此，在朱元璋罢黜百神、独尊孔子的新政下，关羽依然在金陵（今南京）城内享有专用于国家祭祀的庙堂，即白马庙和月城庙。一进入十五世纪，永乐皇帝即拉开‘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皇家建筑序幕，是其重文且尚武的重要措施之一。永乐八年（1410）春，永乐皇帝首次率师亲征漠北时遭遇风沙迷路，得关公显圣引路，方才化险为夷，于是建庙祀之，据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孙承泽所撰的《天府广记》载：「……汉寿亭侯关羽公。永乐年，庙祭于京师。」，而在武当山关帝庙「磨针井上一里许。元代有庙，名崇宁祠。明永乐十年（1412）建……」更进一步证明了紫禁城与武当山在营建时均专设关帝庙这种富有政治意义的南北规划。且现存湖北武当山金顶之明代铜真武大帝像与此尊关帝像尺寸相近，均为185 190公分之间，可见此尊关帝像至少应供奉于同一级别之皇家关帝庙。（图片7）
与此同时，在民间，关羽也愈来愈被各界民众所重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突出的‘义不背主’、‘威震华夏’等特质在全国各地接连上演的各类戏剧中被不断强化。《温酒斩华雄》中的关羽是一位出身贫寒职位普通的弓马手挑战庸碌无能的敌军大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制敌于瞬间的英雄形象；而《单刀会》中则是一位威武不屈、赴汤蹈火、不辱使命的关将军；《刮骨疗毒》中则表现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在谈笑风生中战胜了无与伦比的痛楚。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关羽形象远远超越了各类呆板造作、不知所云的武圣人形象，其刚毅果敢、义不容辞的形象对于黎民百姓具有难以抵挡的感召力，只要是供奉关将军的寺庙，其香火之旺，连孔圣人都望尘莫及。「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除了帝王的不断加封认证，民众的喜爱与期许也是关羽封神之路的良基。
关羽一路平步青云，再也没能离开天界，万历二十二年，应道士张元济之请，关羽再一次加官晋爵为帝，庙曰英烈，北京城正阳门外西侧关帝庙自洪武二十年（1388）建成以来，始终香火旺盛，北京城一直流传着「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向前门洞里求」的说法。其实，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九座瓮城内均建有庙宇，除德胜门、安定门是供奉真武大帝外，其余均供奉关帝，但惟以正阳门的关帝庙规模最大，与东侧之观音殿布局对称，加之紫禁城内的钦安殿，形成明清时期紫禁城中轴线上重要的宗教祭祀格局。（图片8）万历四十二年，关帝又被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从此关羽便正式成为经皇家确认的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帝君大神，即便在清朝政权建立之后，关帝信仰亦未因异族统治而受丝毫影响，反而更受推崇；清顺治九年（1652），清廷更是敕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加封‘灵佑’，到光绪五年（1879）时，关帝的封号已多达22字。
然而，略显讽刺的是，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给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特下了一道谕旨：「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而此处所指之讥评恰是指关羽死后被蜀汉后主刘禅谥封的壮缪侯之‘壮缪’二字。其实，‘缪’通‘穆’，明代学者郎瑛（1487—1566）在《七修类稿》中早已辨明：「……壮为克乱不遂，穆为执意布德，此非神之行乎？」这一早已被人遗忘的明人补注不恰好是对于关羽这一形象最精准的提炼，伟大如‘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亦难免顾此失彼。随着关羽封神运动巅峰的到来，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乃至清代三合会、哥老会等会党，都本着为我所用之目的成为崇拜关帝的信徒，连京剧班中关帝的演员在上场之前都要保持肃穆的状态，带着虔诚和崇敬完成特定的仪式方可登台，这时的关帝离我们渐行渐远，明人讲‘惯看秋月春风’，大体也是因为再难有如此的逸气英风了吧。
3509 清雍正 祭红釉高足碗
尺寸高13.2cm；直径18.2cm
2.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FR266
碗高足斜腹，碗壁逐渐外撇，器形华贵典雅。通体施霁红釉，釉质温润，纯净无瑕，亮丽匀净。足内壁以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此碗色彩匀净绚丽，红艳鲜明而不失沉稳，口沿及高足底部留一浅白釉，红白过渡自然，极富永乐时期的韵味。
高足碗又称靶杯，盛于元代，为草原民族的特色用具，明清沿袭此造型，主要用于赏赐蒙藏上层。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十年（1732）二月二十二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可将霁红、霁青、黄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样烧造些，厚些的亦烧造些，以备用赏蒙古王用。钦此」。由此可知，雍正皇帝十分重视霁红釉烧造，对于提高其品质曾亲自下旨。
类似藏品，参考《五色琼霞：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5年，页104，图42。《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197。
3510 清乾隆 窑变釉长颈胆式瓶
尺寸高47.3cm
估价HKD 1,500,000 2,000,000
1.佳士得纽约，2002年3月21日，编号238
2.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113
《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编号96
瓶直口，细长颈，削肩，鼓腹，圈足。因形似悬胆，故名「胆式瓶」。器形端庄大方，较之同时代作品，颈部更为挺立超拔，线条更为细腻流畅，充满上冲的动感。通体施窑变釉，难得的是作品较常见的窑变玫瑰红釉不同，其釉色窑变为天青釉、天蓝釉相间，鲜艳夺目，巧若天成。口唇因釉料垂流自然显出一圈牙黄，对比相宜，奇趣盎然，妙得宋钧釉神韵。瓶内壁施白釉，色泽典雅含蓄，底釉斑驳自然。底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代盛世帝王对颜色釉的关切喜爱，乾隆时期御窑厂烧造各式颜色釉之中，最为常见者是霁红和霁蓝，烧制技术相对稳定。而由于烧制困难，窑变釉之例颇为罕见。此器为乾隆朝窑变釉经典代表之作，可考之例不为多见。南京博物院典藏，清宫旧藏清乾隆窑变釉瓶，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3年，图版345。另见一例，怀海堂收藏，展于《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7 年，图版68。
参考拍卖二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93年4月27日，编号84，继售于2011年4月8日，编号3027。另一例售于佳士得纽约，2015年9月17日，编号2165。本品与上述例者，器形相似，仅釉色存在差异。
窑变釉为雍正时期创烧的仿宋代钧釉品种，《唐英瓷务年谱长编》中记载，唐英于雍正七年三月，「派厂署幕友吴荛圃调查钧窑器釉料配制方法」，成功烧制出这一品种，并多次奉命烧造，足见皇帝对窑变釉的偏爱。窑变釉即器物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出窑后呈现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由于其出现出于偶然，形态特别，人们又不知其原理，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之为「窑变」，俗语有「窑变无双」，谓其变化莫测，独一无二。窑变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瓷器上即偶有出现。最初，窑中出现窑变曾被视为不祥，尤其是官窑中出现窑变，往往被砸碎。久之，反而发现其形态极美，或如灿烂云霞，或如春花秋云，或如大海怒涛，或如万马奔腾，因而被视为艺术瓷釉为人们所欣赏。
「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非人力之巧所能加。」《稗史汇编》
3511 清乾隆 炉钧釉梅瓶
尺寸高33.8cm
估价HKD 3,000,000 4,000,000
1.伦敦苏富比，1991年12月10日，编号293
2.香港苏富比，2001年5月1日，编号520
3.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77
《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编号101
此梅瓶尺寸硕大，不为多见。瓶小口，唇微撇，短颈，丰肩，腹部下敛，瓶体修长，精美雅致。梅瓶线条流畅，极为典雅。其通体施炉钧釉，均匀纯净，淡雅光洁。足内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识。
本瓶独特之处，在于其硕大尺寸，高近34公分。翻阅海内外公私收藏资料，未见其他大尺寸炉钧釉梅瓶之例。如此大尺寸之乾隆单色釉梅瓶，亦不为多见。霁蓝釉之例，高35公分，售于佳士得香港，2010年12月1日，编号2971。天青釉之例，高32.3公分，售于香港苏富比，2011年4月8日，编号3004。仿汝釉之例，高35.2公分，售于北京中汉，2013年6月17日，编号150。窑变釉之例，高34公分，售于北京诚轩，2016年5月15日，编号838。本品为传世两例乾隆御窑炉钧釉梅瓶中尺寸最大一例。
「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青春不住。离筳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州路。」
《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唐英
3512 清雍正 炉钧釉弦纹鼓钉洗口瓶
尺寸高37.5cm
估价HKD 1,000,000 1,500,000
2.佳士得香港，2004年11月1日，编号807
3.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261
从传世炉钧釉器看，雍正炉钧釉器有玉壶春瓶、钵、缸、天球瓶、灯笼尊、锥把瓶、如意耳葫芦瓶、纸槌瓶、花盆、莲蓬口长颈瓶等，此件为长颈盘口，且饰有鼓钉纹饰者相对较为罕见。本品外形端庄，红紫交融之色散布遍体，时代特征一如古人所言，色泽深沉瑰丽，气度非凡。此独雍正一朝特有，除乾隆初期个别器物延续红点外，往后再不复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釉面中蓝与红二色，在垂流中变化万千，交融呈一体。釉中诸色浑融交错，迷离迤逦，妙不可言。此件虽无款，但亦可判定为一难得无款官窑器。
本拍品原型可参考隋青釉四系盘口瓶，故宫博物院，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页73，图版67。翻阅各大公私收藏，同类藏品极为少有。参考一件清雍正炉钧釉弦纹洗口瓶，北京保利2013年6月4日，编号7560。此件无论从装饰风格，与器型线条皆与本件拍品极为相近；另一件可供参考的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祭红釉长颈盘口瓶，此件虽以祭红釉为装饰，但其形制中，盘口、颈部的两道弦纹，丰肩与足部的形态线条处理，与本件拍品同出一辙，并在底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识。另见一年份为18世纪且尺寸较小之例，同样饰有七个鼓钉纹，售于伦敦苏富比，1989年6月13日，编号336。综上所述，此件拍品应当知为一件无款官窑。此件作品以釉、形取胜，造型取之李唐风格，故端雅圣洁精气广聚，是雍正颜色釉中的绝世佳器。
3513 清乾隆 仿汝天青釉撇口长颈瓶
尺寸高37.3cm
估价HKD 3,500,000 4,500,000
2.佳士得纽约，2002年3月21日，编号237
3.重要私人藏家旧藏
4.香港苏富比，2011年10月5日，编号1930
5.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SO468
1.圣路易城市博物馆，1911 1934/44年（借展）
2.《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编号67
本品器型规整，口部略外撇，细长颈，丰肩，腹部浑圆，呈球形，圈足外撇，整体器形近似「赏瓶」而线条更加秀逸。全器通体施仿汝釉，釉质润泽平净，色泽沈稳静穆，富有天然韵致，尤显大气雅致、风韵隽永，堪为陈设佳器。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且为典型乾隆早期写法，应出自唐英之作。
此瓶若用于插花，其法一如郎世宁的《聚瑞图轴》所绘，各式花卉直接插入瓶口内，不需要铜胆，因此它只能适合春夏秋三季瓶花之需。「合困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此为当年乾隆皇帝为宋汝窑粉青槌瓶所写的赞赋之句，认为釉色莹润秀美的汝釉瓶，放在书斋案头即使不插花亦能予人无限之美感
乾隆时期创作了不少类似风格的撇口赏瓶，如窑变釉、天青釉、炉钧釉等。玫茵堂藏窑变釉例，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 2010年，卷4，编号1812。一仿汝釉例，售于香港苏富比，2004年4月25日，编号258。仇炎之藏霁蓝釉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80年11月25日，编号84。另见一天蓝釉例，佳士得纽约，2002年3月31日，编号237，后售于北京保利，2008年5月30日，编号2023。
「裁剪冰绡，轻迭数重，淡着燕脂匀注。」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宋徽宗 赵佶
3514 清乾隆 粉青釉浮雕「子孙万代」图葫芦瓶
尺寸高31.3cm
估价HKD 20,000,000 26,000,000
2.佳士得香港，1993年3月22 23日，编号780
3.香港苏富比，2006年4月10日，编号1522
4.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SO406展览
《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编号60
瓶呈葫芦式样，小口，短颈，束腰，卧足，造型饱满，端庄大气。
葫芦瓶通体内外满施粉青釉，釉面匀净光泽，釉汁肥腴，釉质细腻，与玉质之莹润如脂殊无二致，光华内蕴，臻于纯美。外壁模印浅浮雕缠枝葫芦纹，其枝蔓疏朗有致，布局之妙，独见匠心。剔刻精湛细致，富具立体感，所施粉青一色，温润厚腴，秀美天成，淡淡的嫩翠色，予人无限娇美之感。外底处模印「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瓶端庄秀丽，绘制技法娴熟，纹饰密而不乱，富有装饰美感，为乾隆时期的典型器。
葫芦在我国栽培历史源远流长，《诗经．邶风》云：「匏有苦叶，济有涉深」；《幽风》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小雅》云：「南有木，甘瓠累之」。其中的「匏」、「壶」、「甘瓠」均指葫芦。除实用功效外，葫芦因其独有的外型与特性，又被先人赋予了许多美好寓意：葫芦，因型似「吉」字，读音似「福禄」，又多籽，故自古以来便承载起人们希望吉祥如意、福禄双全、多子多孙的美好心愿。乾隆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经济高度繁荣，祈祷吉祥富足也因此成了当时社会艺术的主流，以葫芦为题材的各式宫廷陈设亦应运而生，即为这一时期下的产物。
葫芦器形象征多产多福，繁叶枝藤及带斑葫芦图纹，更强调其吉祥寓意。葫芦之圆润体态，子核丰富，使其自然成为多产多子之象征。细长瓜藤更代表子嗣绵延无尽，代表子孙万代。葫芦乃八仙之一李铁拐之法宝，是以葫芦亦与道教密不可分。参考数例，日本川崎家族收藏清乾隆珐琅嵌玉大吉葫芦瓶，售于北京保利，2009年11月24日，编号3274。此瓶为一件宫廷节庆之时的陈设器物，取葫芦形，集玉作、珐琅作、木作等造办处百工诸技于一身的精品，体型硕大，工艺讲究。英国亚瑟王子旧藏，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子孙万代」图葫芦瓶一对，售于香港苏富比，2012年10月9日，编号3031。此器取葫芦形，上作葫芦枝藤，通体以各色珐琅料填入，饰以繁叶枝藤，白花绿叶，瓜果累累，寓意甚佳。
另见一例，Patricia Kluge收藏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售于北京保利，2011年6月5日，编号7232。此钟为明末清初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佐证，当时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传教士利玛窦、罗坚明等人为了向皇帝献礼，特意揉合中国传统题材，使用大吉葫芦纹饰于来自西方发明的自鸣钟上。此钟上方饰铜鎏金嵌宝石大吉葫芦，腹部中间的各式转花。随着报时报刻的音乐响起，葫芦上的转花亦在乐曲中悠然旋转，令人目不暇接。
葫芦无疑可列入中华文明最常见的吉祥形象，有其多方面原因。葫芦多子，一棵葫芦可长出近百小葫芦，有「葫芦百子」之称，象征后代繁衍。兼因瓜瓞虅蔓相缠，「蔓带」谐音万代，有瓜瓞绵绵，子孙万代之意。葫芦谐音福禄，其外形似吉字，葫芦瓶又有「大吉瓶」之称。道家认为葫芦内另有天地，是神仙洞府之所在，把理想的仙境称为「壶天」，常以葫芦象征炼就内外丹药的鼎炉，并视其为储存丹药的理想器皿，葫芦自然成为道家法器。八仙中铁拐李以葫芦作药壶，悬壶济世；葫芦的各种法力人所共知，《西游记》中也有所体现。佛塔顶部的塔刹，多有葫芦形，佛教盛放舍利子的容器，也见葫芦瓶。
从宫廷到民间，葫芦被视为求吉护身、辟邪祛祟的法宝。清代《雍正道装双圆一气图》中，雍正皇帝身着道装与道士交谈，其前方即为一葫芦，仙气缭绕。历代以葫芦为造型或装饰的器物极多，到清代葫芦题材在皇家寿诞等庆典中更是必不可少，瓷、玉、铜胎珐琅葫芦瓶上装饰葫芦纹的也并不少见。就以陶瓷而言，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至今，遍布中国各地的名窑，多有制作陶瓷葫芦瓶。嘉靖皇帝好黄老之道，葫芦瓶尤为盛行，嘉靖26年（1547）景德镇供御宫廷的瓷器中，就包括「青花白瓷葫芦一万」。
参考香港私人收藏，清乾隆粉青釉浮雕「子孙万代」图葫芦瓶一对，曾展出于敏求精舍展览，著录于《明清一色釉瓷》，香港艺术博物馆，香港，1977年，编号76。本品之原型，可参考William Cleverley Alexander （1840 1916）收藏，元代青花缠枝「福禄万代」大葫芦瓶（「亚历山大瓶」），后售于北京保利，2018年6月19日，编号5141。本品甚为罕见，综观各大公私收藏机构所藏，参考之例不多。另见清宫旧藏，清乾隆青花蝙蝠纹葫芦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图版129。
远观虽然一色，但其上实有微妙变化，例如折角处、花纹转折处均有深浅色差，但又极富有「秩序感」，这些都是单色釉的魅力所在。「青釉」在中国陶瓷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宋代青瓷影响后世近千年，其中以官、汝、龙泉窑烧制最为出色，他们同时又追求玉质感，更是宋代美学的基调。这类器物成为元、明两朝鉴赏家收藏目标，也是清代皇帝的珍爱。
「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屯三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
《拾遗记》东晋?王嘉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
《下途归石门旧居》?唐?李白
3515 清雍正 粉青釉浅浮雕云龙纹折沿盘
尺寸直径46.8cm
估价HKD 2,800,000 3,500,000
2.纽约苏富比，1998年3月23 24日，编号657
3.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12
拍品通体满施粉青釉，盘心圈内模印云龙纹，一螭龙遨游于云叉海之间，状甚威武。盘外壁模印两周莲瓣纹，层层迭迭。底以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整体图案布局整齐，印花手法精湛细致，龙纹细节处刻画惟妙惟肖，极具立体感，纹饰清晰程度仿佛织绣一般，再搭配华美淡雅的粉青釉，超凡脱俗，惊艳华贵。全器釉色淡雅脱俗，图案繁缛却刻划工整，具有典型雍正朝纹饰特征，应为当时宫廷祝贺寿诞之用品。
参考清雍正粉青釉浮雕「赶珠云龙」纹折沿盘，推断与本拍品同一时期烧制，售于香港苏富比，2008年10月8日，编号2526。另见二例，录于《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市政局，1987年，上册，图157，及下册，页224，图157。
粉青釉是清代青色釉瓷的一种，其色调匀净明洁，釉面细腻光润，为雍正朝经典品种之一。清代青釉器的烧造肇始于康熙，极盛于雍干，雍正青釉根据釉色深浅不同可分为豆青、冬青、粉青三个品种，豆青色最重，冬青次之，粉青最浅，三个品种中以粉青品级最高。雍正粉青釉以光素器为多，印花、刻花少见，且多为盘、洗等小件器，大盘器形极为罕见。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
3516 清乾隆 青花胭脂红彩龙纹盘 （一对）
尺寸直径15.6cm
2.纽约苏富比，2009年9月16日，编号280
3.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编号EK379
此盘为一对，造型规矩，敞口弧腹，下承圈足。盘心以胭脂红料绘云龙戏珠图案，龙在云间翻舞，腾空舞动，飘逸动人，周饰祥云伴其左右，龙身矫健，龙爪锋利，气势逼人。内壁口沿绘以青花绘一周如意云纹，青花艳丽明快，胭脂红料娇嫩鲜亮，典雅精致，胎釉俱佳，此盘笔风酣畅，形制规整，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笔道峭劲。
据文献记载，胭脂彩由荷兰人凯西亚所发明，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从西洋传入景德镇，后被称为「洋红」。此前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釉上红彩只有一种称为矾红（铁红）的彩料，因此胭脂红的引进对釉上红彩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胭脂彩作为最早的珐琅彩颜色之一，到雍正、乾隆时期方才得以国产。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成功胭脂彩，唐英与陶成记事碑中将其命名为「新制西洋紫色」。它是一种低温色釉，以釉料中含金量的多寡可以控制呈色的浓淡，含金量越高，胭脂色越浓。故有胭脂水、胭脂红、胭脂紫之分。由于此釉料须掺黄金才能发色鲜艳，因而成本十分昂贵，为乾隆时期重要的宫廷陈设佳品。
翻阅收藏记录，以青花胭脂红料绘龙纹的器物不为多见。比较一清宫旧藏之例，清乾隆青花胭脂红彩九龙纹梅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图版232。另见一例，饰青花胭脂红料蝠寿纹，录着并展览于《青花磁器展》，松屋银座，东京，1988年，编号87。
责任编辑：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明日开槌“瞩目”香港保利十七件重器究竟拍出多少天价？”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