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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网
原标题：【吾国吾民】山西煤老板沉思录：从黑金生意到绿色经济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飞昌今年69岁的史永胜，坐在记者对面的一张沙发椅上。他一头的黑发、方脸、挺直着腰杆，神形与其他这个年纪的人大不一样。他讲起话来，也绝不像一个干过“挖煤”行当的人。
“煤炭赚钱，但是高利润也有高风险，一出事就完蛋了。” 当看到很多同行都换了行，他也一直想寻找下手的机会，“做一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史永胜与记者的对话地点在山西运城河津市，该市与接壤的山西临汾市乡宁县，是山西晋南地区的两个产煤重地。史永胜常年在乡宁县，至今一直奋战在煤炭行业，是煤海沉浮三十多年的资深煤老板。
在过往数不清的媒体报道中，煤老板似乎永远与两个主题相连，一个是他们的财富，一个是他们的转型。史永胜认为，煤老板这几个字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正能量的称呼，而煤老板们的“不成功”主要是自身原因。
从十年前开始的山西省煤炭转型，堪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次史诗级的资源型区域转型样本。而发生在一个个山西煤老板身上的创业与财富故事，是寻找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好线索。
“黑金”时代
“煤炭利润有多高？”记者抛出了这个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史永胜很快算了一笔账：煤炭市场从2002年以后升温，煤价从每吨300元到500元，再到800元、1000元，最高的时候到了1400元，那是在2009年和2010年。而一吨煤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大约为400元左右。如果按照最高煤价1400元算，一吨煤的毛收入为1000元，再减去每销售100元要上缴20%的增值税共计200元，一吨煤的净利可达800元——如果是一个年产30万吨级的煤矿，一年可以纯赚3个亿。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山西煤老板总是一副“有着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的暴富者形象，而山西整个省份也一直被人贴上煤炭的标签。山西河津市和乡宁县，均因煤炭成为盛极一时的富有之乡。史永胜是山西河津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前往乡宁县寻找商机，发现了煤炭行业大有可为，就承包了一处煤矿，开始了煤老板的生涯。
但煤炭行业起初并不一定赚钱。史永胜说：“一开始个人并不拥有煤矿，因为煤矿都是集体的，是大队的、公社的、县里的，集体的资源只是承包给个人干，所以当时的投资都是短期行为。”
真正给煤老板带来机遇的，是2004年山西省推行的煤矿产权明晰政策，集体第一次把煤矿卖给了私人，这大大刺激了民间私人投资，大小煤矿遍地开花。当时河津市光下化乡就有大大小小36个煤矿，而在吕梁地区煤矿数量更多，有超过100个之多。
与此同时，煤炭价格飙涨。随着2002年中国加入WTO，市场对于煤炭的需求量猛增，煤价一飞冲天，属于煤老板的“黑金”盛宴就此拉开大幕——因煤矿出售的基本是原煤，这意味着只要从地下挖出来黑煤，就立刻能转手换成大把大把的金钱。
由于市场景气，彼时山西省的煤炭产能也在极速扩增。“第一步是运输环节的改造，第二步是产煤方法的改造，第三步是标准化矿井建设，一步步让你往大的搞，提升产能。以前煤矿都是6万吨以下的，以上的很少，改造后可以提升到15万吨，也有提升到30万吨的。但30万吨以上的不多。”史永胜说。
史永胜回顾，2002-2009年是煤炭经济的狂热期，而2010年以后，特别是2014、2015年煤价跌到了一个谷底，不过2016年又起来了，只是再也没有达到1400元的高位。“煤价多年来都是波浪式的，现在是900元左右。”
煤老板退潮
“你有没有听过山西煤老板在北京整栋买楼的事？” 记者又问。
“不排除个别人会在一栋大楼买了几套，但整栋整栋买的还没有发现，至少我熟悉的人中没有一个人那样做过。” 史永胜认为，社会上对煤老板有很多看法，但是唯独没有人同情，直到现在也不会有人同情煤老板。为什么？“这是煤老板自己造成的。”
山西煤老板的历史使命结束于2009年。从2008年开始，山西省开动了轰轰烈烈的煤炭企业整合重组。史永胜所投资的下善煤业，在2009年与其他三个煤矿一起整合进了霍州煤电集团乡宁昶元煤业有限公司。
2009年和2010年是煤炭行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是煤老板走到人生巅峰的时刻。“2009年之后私人不让干了，整合成大矿。当时省里边要求，30万吨的矿井，搞了机械化综型采煤的才让干，达不到这个标准不让干，更后来要60万吨才行。”史永胜介绍，这是政策上“管小建大”的过程，而大批煤老板正是在这场整合中退出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煤老板的暴发户形象逐步定格，“疯狂买房”、“疯狂买豪车”、“千万嫁女”等故事频繁上演。史永胜认为，煤老板这一社会形象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舆论上的刻意渲染，“要说私人煤矿不好”；二是煤老板本身原因，相当一部分煤老板没文化，喜欢买豪车，红白喜事上爱铺张浪费，给人民群众形成一种严重不良的影响。
“真正的伟大，是挣了钱给国家多做贡献，而不是铺张浪费和大肆张扬。”史永胜说，“但也不完全像报道那样，煤老板个个都有钱。基本上是30%差不多有钱，这里边又有三分之一特有钱，因为他们的矿在整合中卖了好价钱，大多数人在整合完后不欠钱，也就是持平的，另有10%则是外债累累。”
十年时间过去了，山西的煤炭行业完成了集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升级大改造，以前的污染重地如今迎来了碧水青山和新鲜空气，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属于煤老板的黄金年代，也一去不复返。
十年转型
2015年，山西省提出了从资源型产业向文化旅游业转型的世纪战略，一时间震惊全国。在外界看来，从煤堆里走出来的山西，与文化旅游这一形象之间，有着180度的大不同。虽然事实上，山西省不论在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方面，都拥有充足的待开发的旅游底子。
转型旅游，是一些煤老板正在做的事。坊间流传一种说法，山西煤老板与温州商人一样，携带海量的现金在全国各地到处寻找商机，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民间资本势力。他们通常是社会上流行什么就投什么，搞旅游、开学校、开宾馆、投资影视、投资物流、包山开荒、玩互联网、炒房，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新行业都没有煤炭行业赚钱吧？”记者问。
“煤炭赚钱，有高利润但也有高风险，一出事就完蛋了。现在有的煤老板搞农业大棚，包山开垦，虽然利润很少，但造福了社会。还有人到外边搞影视、开宾馆、开超市，办学校。” 史永胜说，山西煤老板大多已经走出山西，留在当地的不多。
但煤老板的再创业失败的多，成功的寥寥无几。“第一不再干本行，他们对新行业的知识跟不上；第二，煤老板以前都是在老家干煤矿，有很多资源支持，但是到了外省就协调不好；第三，现在的企业都需要搞研发、提高素质，但煤老板多数还是在原来的思路上走。”史永胜认为这些都是煤老板转型的困难所在。
但是“干过企业的人停不下来”，史永胜也一直在关注新的商机。与很多脱离了煤炭圈的煤老板不同，史永胜对煤矿的感情一如既往，他认为煤矿走上规范化轨道，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以前矿上装备上不去，人员素质上不去，管理上也不去，造成了事故频发。但是现在产煤专业化、管理专业化，工人只要按照作业流程就不会出任何问题，可以说井下比井上还安全。”
史永胜相信知识与技术才能改变社会。他从进入煤矿开始，就自学设计、绘图，如今依然坚持在一线。“现在不是只凭胆量和资金就能闯天下的时代了。”他摊开一只手，看着记者说：“现在是知识时代，技术时代，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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