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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从播家和《劝世良言》中还接受了另一方面的消极的思想—天命论、宿御主义。儒家宜扬天命论、宿命主义;基督教和《劝世良言》也宣扬这些东西。《劝世良言》在许多地方宣扬“守贫.、“安分”、“行善”，要革命人民服从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例如，它说:“现在我等敬信真经圣道之人，捐金刊布之书，不窗数十种，其大旨总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水永享夫堂之真福”；“世上之人，所有吉凶祸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恶，而招祸福，所以易云:作善降之百样，作不善降之百殃”；贫穷虽极，亦不须太过伤心，惟固穷守分，凡事听命于神天上帝，总要存心积德，慕及常生之福，比世界之福更为好，越长久之业也。”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那样一个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条件下，农民阶级本来就具有宿命思想。这就是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和儒家析宣扬的宿命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宣扬“天道祸淫唯福善”，“死生灾病皆夭定气洪秀全批判“赌博”，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说:二命果有兮何待赌，命无即赌愿难偿，总之贫富天排定伙。他还宣扬“孔颜疏水革瓤乐，知命安贫意气扬。”这两句十分露骨，在修改本中被侧去了，但是，仍保存了象“乐夫天命复奚疑卜这样的句子。洪秀全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次子，是上帝派他到尘世来杀妖的，并且，他得了“天书一一《劝世良言》，这样，他也就宜传了夭命论。
洪秀余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展动世界的大革命，但是，他的世界观从总的说来，却是唯心主义的。在革命酝酿和革命初期，洪秀全利用天命论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夭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1856年内订以后，人们对拜上帝发生怀疑，宗教逐渐失去了作用。1859年，洪仁开在《资政新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为一心，故众弟只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这时，洪秀全仍然迷信“天命”，这时，“天命论”成了他克服困难，再一次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绊脚石。
1861年6月19日(天历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天王洪秀全发出诏旨说:“哥前恩诏，诛灭畜生来救人，普夭万方信基督。天父天国，天兄天国，遵夭遵日将妖逐。任妖万飞，任妖万变，天要诛他一锅熟。”过了七天，6月26日(天历五月十六日)，他又发出诏旨说:“本月十一五更候，联时亲身魏父皇。十五四更肤亲征，联同幼主暨东王，联嘱幼主大放胆，万有爷爹不用慌‘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五更联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夭上有声如此去:“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视投来，就见太平夭堂涌。
1861年6月，正是安庆保卫战紧张进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军加紧活动的时候，洪秀全再一次提出“杀妖灭鬼”，这种坚持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可贵的，但泥，诏旨暴露了他的宿命主义有了发展，他幻想得到上帝的保护取得胜利。为了说明他的天国是奉上帝之命建立的，他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不久又改称“天父天兄决王太平天国”。他“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他相信他的事业是上帝交给他的，上帝会保佑他保持“铁桶江山”。他说:“联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又说:一联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正是这个宿命主义思想阻碍他下主动转移，撤离天京的决心。
这些宗教奇谈当然挽救不了革命。洪秀全“这个伟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一经在南京建立了首都和宗教政治运动的中心，他就宁愿为正义和光荣的事业而死，都不肯在庄严的道路上折返回头。”甲峨咧这句话对了一半。对的，他讲了现象;错的，他没有接触到本质。不是洪秀全“宁德”为正义和光荣的事业而死，而是他迷信联之天兵过于水，何惧种妖乎!”天命论、宿命主义捆住他的手脚:用罗尔纲同志的话说就是:宗教从”发动革命的工具，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这正是历史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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