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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故事 永留心间的感动这是焦裕禄住室的一角（1966年2月22日整理的资料照片）。焦裕禄生前用的被褥上有很多补丁。 新华社发这是徐俊雅和丈夫焦裕禄的合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1963年秋天，共青团兰考县委以爪营大队为重点，在会计、保管员和记工员中开展了“红三员”活动。焦裕禄非常重视，亲自写了这份《县委批转团县委关于爪营大队开展“红三员”活动情况的报告》（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双瑞 宋晓东 李亚楠
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
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
高工资 无财产
上有2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
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21级干部，月工资51.5元，焦书记级别比较高，有130多元钱。”
在此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工友张兴霖记得，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过当时物价低，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工资低，物价也低啊，一斤猪肉才几毛钱，早饭吃油条、喝粥也就几分钱。”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背后的女人
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三十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
“家里一切事由母亲管理，父亲很少在家，没时间管我们。”在焦国庆印象中，他们见不到父亲很坦然，但一会儿看不见母亲就到处找。作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中间焐热的温暖。经常不着家的焦裕禄，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爱的二胡，悠悠琴声成为子女们对温馨家庭的长久惦念。
“父亲最喜欢一家团聚，只要在家就陪我们玩，讲笑话甚至打牌，他走后家里很多年都没有鞭炮声。”女儿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
偷拍的照片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偷拍下来的。
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
“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岁高龄的他，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
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
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50余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
这就是那张传播最广的照片，焦裕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
几十年来，一想起焦裕禄，这番对话就盘旋在刘俊生心头。“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感人的镜头，我却没有拍下来，这是一个通讯干事的失职。”刘俊生至今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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