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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37613165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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