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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庆红，今年51岁，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上允镇芒角村。上允镇居住有傣族、拉祜族、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汉族只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罗庆红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汉族人，曾跟随成都军区四十二师参加过越战，转业后回到了这里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他精通傣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从事乡村医生工作近三十年。现在的他是上允镇芒角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和另外两名村医一起保障着周边的3700多名村民的健康。
这里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几乎都不太懂汉语。罗庆红说，曾经就有医生因为学习民族语言发音表达不到位闹出了笑话。他的夫人是傣族，而自己又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也就学会了傣族的语言，为了方便，他又学习了拉祜族和佤族的语言。因为他都精通少数民族语言，使得他在当村医的过程中，与各种民族的百姓们都能够非常顺畅的沟通，尤其是村寨里鲜少与外界接触不懂汉语的老人。有了语言的优势，他经常会被借调到其他的村去协助工作。
说起他的村医之路，还得从罗庆红参军说起。1984年10月份，罗庆红参军，到部队上当了一名卫生员，跟随成都军区四十二师，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参军之前，自己也不懂科学更不懂医学，到部队上去才学习的医疗卫生知识。1989年10月，罗庆红转业回到村子里，看到村子里缺医少药、村民们生病了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就选择留在村子里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90年代，村医在少数民族村寨里开展工作是很难的，村民们不懂汉语、对医疗知识和常识知之甚少。村寨里大多村民迷信，生病时会杀鸡、杀猪、杀牛叫魂而不是找医生，更不愿意给孩子打预防针。通过多种方式的宣传教育，寨子里村民生病不舒服时用“招魂”来治病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
在他的从医经历里，记得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推手推车摔倒，车把不小心把肚子里的肠子捅穿了。家里迷信，孩子受伤后就在家里搭起了场子叫魂，四五天后实在没办法才去找他。那个时候孩子已经被感染，病的很严重，他拿出1000块钱，让那家长带孩子赶紧去乡镇卫生院治疗。医院都没到，孩子就死在了半路上。“本来一个小手术就可以的解决的问题，由于家长的无知，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消失了。”他遗憾的说。
上允镇有近50000的居民，芒角村有3700多名村民，服务半径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当时最难开展的工作是给孩子打预防针，要到各个村寨一户一户的打。”罗庆红说，“都是以前牛羊走的山路，路不好走，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有的要走很远，有时候到村民家，往返得6、7个小时。他要负责16个村寨，一天最多能到2个村寨去，打一次预防针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说起以前，罗庆红又补充到，“那个年代没有冰箱没有电，就靠背着冷藏包和药箱，一天换一次冰排，挨个村寨跑。有时候路太远回不来，就会住到村民家，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还有些家长不重视，到家里也不同意给孩子打，得一个个好好做工作讲清楚才可以开展预防接种工作。现在好了，只要通知家长，就都主动来村卫生室打预防针了。”
98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罗庆红一个月收入20元，维持不了生活。他说，当时不止一次想过不做村医了，回家种地。可是想想老百姓这个样子，他也脱不了身，后来就只能边做村医边种地维持生活。
以前百姓们家里也都没有钱，有的看病给不了钱就要拿自己家鸡给他。可当时家里养的鸡算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了，罗庆红就拒绝了乡亲们的鸡啊粮食啊什么的，让乡亲们帮忙种地按工时抵药钱。“不过，有些家里没有劳动力，记账都记了一大本，大多都是三块两口的，后来就都算了。”罗庆红说。
“整个村子3700多人老老小小，只要3岁以上会说话的都认识我。”罗庆红一脸开心的说。在村子里他还时常会被村子里的孩子认做干爹。有一次他到山里去给孩子打预防针，孩子有点发烧，于是他又给孩子吃药又给孩子做物理降温。老百姓们比较迷信，于是就让孩子认他当了干爹，觉得认了干爹孩子就会好不会生病。二十多年来，当年的孩子们很多都已经当了爹妈，还是每年都会来看看他。
在没有开展新农合之前，上允镇芒角村只有罗庆红一名乡村医生。当时村子上没有卫生室，他就在自己家给病人们看病。“经常性的，自己的床要给病人睡。有时候病人走不了就留在家打地铺，看情况，要么病人打地铺，要么我打地铺睡。”罗庆红说。2006年合作医疗开始推进之后，乡村卫生室才建成，村医的工作量增大，卫生室现在有了3个人，罗庆红成为了镇芒角村卫生室的负责人。
罗庆红说，夫人傣族，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都去读了卫校。大儿子毕业后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编外人员），而小儿子因为家里经济原因读了一年多就辍学在家边种地边打零工了。“希望大儿子能回来当村医，但是不知道他是否吃得了村医的这个苦。”罗庆红笑笑说。
为了生活，家里还种了六亩半的甘蔗地，靠46岁的夫人照看着。马上就要到砍甘蔗的季节了，下班后罗庆红就回家帮夫人去甘蔗地里劳动，他们需要把多余的叶子都去掉。病人一般一打电话他就随叫随到，像一些老人家来不了村卫生室的，还要自己到寨子里去提供服务。所以，他能帮夫人干农活的“下班时间”也不多。
“村医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感觉没有保障。自己没时间管家，收入又不高，年轻人宁可到省里、市里、县城去打工，也不想做乡村医生。”罗庆红无奈的说，“希望以后村医的待遇和保障能提上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到乡村医生的队伍里，自己老了，未来还得靠年轻人。”
目前，我国仅有150万乡村医生，他们长期扎根基层服务于农村，为6.5亿基层群体提供基本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但由于乡村医疗体系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乡村医生群团体普遍面临“进不去、用不了、留不住”困境。 今年开始，在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与《健康报》合作启动了“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对中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3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医生进行帮扶和改善。 （图/文 周波 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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