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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了，他一生不懈地教化民众，要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其中，以修身为第一要务。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而修身的先决条件是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即要努力观察和研究事物，探究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断获取高深的知识和智慧。有了高深的学问和智慧，就能心诚意实，言行一致，即使无人在时，也照常遵守道德准则，保持情绪平稳，平常心，没有忧患，很好地修身。
他认为：人都不修身，没有教养、涵养。没有做好社会德行教育，社会就不能很好地安治。只有全社会都重视道德教育，有教无类，以修身为教育之本来达到国家的治安和强盛。
所说的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就是教化和教育，做有文化涵养的。他要求弟子都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帮别人出谋和做事都要尽心尽力，和朋友交往要，老师的传授要时常温习，这样才能很好地修身养性。还说修身是以仁为本，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最高原则，不论是帝王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切都要以修身作为根本的要求。
司马谈的《命子迁》
司马谈?—前110，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也可以说是武帝为他“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并认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记录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马援：要防祸从口出马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他的两个侄子喜欢结交朋友，尤其喜欢跟有名的侠客往来频繁。马援并不反对侄子们交朋友，但一直对他们喜欢议论和讥讽别人的做法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害怕侄子祸从口出，惹来杀身之祸。在马援带兵征讨交趾的日子里，尽管征途遥远，戎马倥偬，他还是修书告诫两位侄子。在中军大帐里昏暗的烛光下，征战了一天的马援将军虽然已经很疲惫，可他还是想着刚才自己的副将说过的话，心情很沉重，又开始为自己的两个侄子忧心。究竟是什么事情让马援如此忧心呢？副将刚刚从京城回来，听他说侄子在酒楼与几个有名的侠客喝酒时，不时地议论朝廷的事情。而在议论朝廷的言谈话语之中，难免涉及具体的人。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如果这些话传到某些人的耳朵里，就可能给他们惹来麻烦。想到这里，马援更加不安了，提起笔来，伏案疾书，给两个侄子写信：“我听说你们知道别人的过失，如同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只能用耳朵去听，嘴却不能说出来。好议论人长短是荒诞的，也是不正常的。这是我最厌恶的，我宁死不愿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你们知道我最厌恶这样的行为，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说的话。”马援在信里还以龙述和杜季良两个人为例：龙述为人敦厚善良，考虑问题周全、谨慎，不但谦虚，生活也十分节俭，在军中很有威望；而杜季良当时任越骑司马，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正误集于一身。这两人都是马援所看重的爱将，但马援却希望侄子效法龙述，不要效仿杜季良的为人。他苦心孤诣地用讲事实摆道理来向两个侄子说明为人、为官应该拥有的善良品行和应遵循的准则。在马援看来，教育好子女是比自己取得军功还重要、有意义的事情。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三.古今名人家风家训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