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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台双垣
几年前和在报社做事的宗蔚冰兄聊天，这哥们儿和我交情至厚，于是我用他的口吻把他聊的一段事情写了下来，挺有意思，也令人感慨。如下——
有这么件事儿不知算不算老故事：七十年代初，当时我大姐在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当大夫，一天上午，门诊来了一位清瘦高挑的老先生，递上挂号条儿、落座，食指弯曲着在脸颊前向上推了下眼镜，说：“大夫——”
我大姐习惯地用眼神关照着患者，并依旧习惯地瞥了一眼挂号条儿，立时，挂号条儿上的名字让她她怔住了——那上面写着：焦菊隐。
“您是——焦——老爷子？！”
“我是焦菊隐。”
我大姐说不上话来了，只觉着嗓子眼儿发热，眼眶子涨出泪来了。
焦菊隐是中国戏剧家和翻译家，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艺术上的奠基人之一，《雷雨》、《茶馆》、《龙须沟》、《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等一大批人艺经典话剧都是他的导演作品。经过“文革”多年没有消息了，意外相见感到突然而激动还有另一原因，就是焦先生和我们家是世交。
“老爷子，我家住北新桥儿香饵胡同，我姓宗——” 我大姐扥下口罩探身说。
“啊——？你是——，是宗——” 焦菊隐瞪大了眼睛，似乎比我大姐还失措。
—— 焦菊隐与我们家的关系说来话长，我祖父宗占魁（字梅庭），早年在北新桥儿经营东亚大药房做西药生意，同时因为爱好京戏，于是招呼几位票友同好合股开了广和楼戏园子（原址在前门大街路东），焦菊隐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大家伙儿的小老弟。
原广和楼戏院照片 / 现前门大街广和楼
其间焦菊隐留学法国，1938年归国后虽热衷文明戏（话剧），却常与票友老哥们儿们聊老戏，估计应当是通过这样的叙谈熏染国剧对文明戏的影响也未可知。直到“文革”前我十来岁儿，大人说话小孩儿只有听的份儿，可说的什么我早就得忘一干净，惟记得我们家院儿里的厕所被公家给填了，大小方便都得去胡同口的公共厕所。也就是那时候，焦菊隐（我得叫怹爷爷，虽然怹只大我爸五六岁儿）内急，顺手领着我一块堆儿去公厕，我们爷俩并排站着，按部就班地做着同样的动作，老爷子还拿他的“水柱儿”和我的涓涓细流“打水仗”。
十好几年过去了，我爷爷已经故去了。在医院碰见我大姐后，焦先生又来到我们家，这时节大家的热乎劲儿被笼罩在一种凝重深沉的氛围里，话不多、笑很少、音调低。那天我妈给焦先生炒了几个肉菜、还开了瓶洋河大曲。当时虽然已是“文革”的运动后期，但他的境遇依然不好，他的小夫人带着儿子离他而去（今天与老台聊天方知，焦先生的前妻是个日本人，离开焦先生之后改嫁老台一位王姓亲戚，后来东渡扶桑了。焦先生的儿子留在北京，好像还在青艺演过话剧红鼻子）。那天晚饭后，我主动陪焦先生去胡同口的公厕，我已经和焦先生一样高了，我们爷俩依旧并排站着，依旧按部就班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只是没再“打水仗”，却四目相对，诡秘地笑着，那笑，像是小伙伴儿之间的。
香饵胡同东口儿的公共厕所（宗卫兵 摄
如今我们家的房子已然不在了，香饵胡同东口儿的公共厕所还在（见图），虽已不是当年模样，记忆却依旧新鲜如同昨日。许多年后我在中国社会报作文艺编辑，曾撰文介绍焦菊隐先生的艺术成就，特请老台画过焦先生的漫画像（见图）。
那以后，焦先生身体渐衰，住进协和医院后，我和我大姐都去看过他。1975年，大才子、戏剧家焦菊隐先生去世了。他留下的经典剧目至今还在上演着。
写下上面这段故事既是巧合又非偶然，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与其公演的多部京味儿话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焦菊隐先生正是为这种话剧风格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因而，我们北京人尤其应该知道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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