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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康 李晗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雷宇
在岳母家里戴好口罩之后，饶歆站得远远地，隔着两个房间看8岁的女儿。
上岗重症隔离病房后，这是他特别想念女儿的时候会出现的场景。平常时间里，36岁的饶歆一个人往返于医院与酒店之间，在医生与父亲的角色变换中小心翼翼地把握自己的思念与家人安全的平衡。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1月初建好的重症隔离病房里，即使所有医生都穿戴着统一的医用防护服、护目镜和口罩，还是能一眼认出饶歆——拄着一根拐杖，走路有些颠簸。
进入隔离病房前几天，这位在重症医学科已经工作9年的医生左脚严重崴伤，无法着力下地，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可能是骨折了。骨科医生诊断建议他至少卧床休息两周。
然而，他已经被安排在1月18日进入隔离区1区，轮换第一批次的同事。此时，很难找到相同岗位本就稀缺的主治医师来顶替自己，如果按照骨科医生的调养建议，势必会影响业已敲定的整个轮班计划。
在家里躺了4天之后，饶歆等不下去了。急于恢复的他试着下床踱步，又在没有电梯的小区里练习上下楼。虽然左脚还不足以支撑身体的重量，但已然使得上劲。“非要躺在家休息当然可以，但是轮班计划是我们所有医生一起商量的，不能连累大家”，他说。之后，饶歆给自己买了两根拐杖，计划一根放在隔离室里，一根放在病房外，降低外带病毒的风险。
1月18日，在既定的换岗时间，他拄着拐杖借力，一瘸一拐，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医院。“腿脚虽然不灵便，但是脑袋还是清醒的，完全可以上班。”
作为重症隔离病房的第二轮工作医生之一，从1月18日到1月31日，饶歆一直按计划执行自己每天的工作任务：脱换防护服、讨论病人情况、查房、交流分析、与病人家属沟通……除了那根拐杖，饶歆与其他医生看起来并没有不同。
重重防护服无疑加大了工作的难度。帮一个150斤重的病人翻身，平时需要三四个人，在这里，需要六七个；对患者的穿刺插管，视野严重受限，没有耐心和技术无法完成……
当然，饶歆在采访过程中坦言受伤后的自己“其实也非常害怕感染肺炎”，每次进入重症隔离病房时都会在防护服里多穿一件手术衣，确保自己即使在穿脱防护服的过程中也不会沾染病毒。
尽管无法精确度量这份本能恐惧与医者责任感的重量，但是很明显，饶歆的天平在向后者倾斜。
几乎所有医生都在武汉封城后没有休假地工作，如果疫情持续，他们将一直工作。饶歆没有抱怨，他觉得自己是有“假期”的，“从重症隔离区轮换下来就是我的假期，抓紧时间调整，更好地投入下一轮工作。”
不是每个医务人员都能将压力完全自我消化，甚至转化为动力。ICU3区负责人饶歆曾亲眼见过年轻医生和护士因为压力过大而崩溃痛哭。作为医疗治疗组总组长，他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医生不在诊疗病人的过程中被感染，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动态。从某种角度上看，鼓励与安慰也是他的工作内容。
女儿在饶歆父母所居住的社区里出现确诊病例后被接到了岳母家中。“她可能都习惯了我不在身边，我想她的时候还是多一些。”
说这些时，他的语气还算平静，但显然能听出一个父亲的自责与沮丧。好在家人大多能够理解他，年纪尚小的女儿虽身处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却也身体健康。
如今，饶歆的脚伤已经恢复，2月12日，他将再度前往中南医院的重症隔离区。那跟拐杖依然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似乎与饶歆本人形成了某种奇妙的隐喻与象征——医生，就像是病人康复路上的坚挺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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