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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州城的左宗棠心急如焚。
整个春天，他的心里都急得犹如烈火烹油。同治皇帝的去世令政局诡异莫测，沈葆桢跟李鸿章结盟，自己的福州基业将落入李鸿章之手。更令左宗棠忧心的是，北京的清政府精英们为了争权，对西征军的粮饷置若罔闻。1874年11月12日，左宗棠给北京写了一份筹借洋款的报告，说年终按照军队发饷的规定，数百营官兵应该发一个月满饷，年前三个月跟第二年春天应该发放的盐菜、粮价、马干正款，也要“及早筹算”，这两项费用共需要饷银三百万两。可是，两江、广东跟浙江的军费迟迟不到。无奈之下，左宗棠只有委托胡雪岩他们筹借洋款三百万两，将来再用江浙、广东的军费归还洋贷款。军机大臣在收到报告后，只是奉旨批示了“户部议奏”四个字。可是，一直到1875年4月，左宗棠还是没有等到户部的贷款批复。
左宗棠当时计划，一旦三百万两的洋贷款到手，可以先将拆借地方商人、挪用的抚恤金等一百二十万两还上，剩下的一百七十多万两可以用于西征军的冬季军饷，不够的让胡雪岩他们再行筹借。胡雪岩代表左宗棠在上海跟英国丽如银行、怡和洋行商洽了贷款细节，贷款期限为十年，年利率为八厘，贷款以欧洲现行汇率，用烂洋圆作足纹银抵付，还款时按照现行汇率以足纹银折算。
胡雪岩贷款的条件让左宗棠觉得不对劲儿，根据以前在闽浙跟洋人交往的经验看，借钱年月久应该利息低，借款额度高利息可以减少。在动荡的政局中，贷款风险高，放贷人会将期限压缩。左宗棠很疑惑洋人为啥要将贷款期限定为十年？左宗棠以六百里加急飞函胡雪岩，提出：十年时间太长了，资金成本太高，最好是贷款期限缩短为三年，利息依然按照八厘计算，不能以烂洋圆抵付。
4月12日，也就是给光绪皇帝写秘密报告的那一天，左宗棠还向光绪皇帝详细汇报了跟胡雪岩商议贷款的经过。胡雪岩跟怡和洋行商议，贷款一百万两，光绪元年三月初一可以在上海提取现银；向丽如银行贷款两百万两，四月十五日可以提取现银。左宗棠压缩了贷款期限，等胡雪岩到上海再次跟银行方面商议时，怡和洋行跟丽如银行又变卦了，这两家银行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贷款利率，年息为一分零五厘。
当时，身为分管财政的常务副部长，袁保恒到肃州跟左宗棠详细谈了贷款利率问题，希望西征贷款能够将利率再压低一点儿。拥有进士文凭的袁保恒文武双全，曾经跟随其父袁甲三在剿灭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一度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自1868年8月开始，调到左宗棠军营办理西征粮务，在1874年省亲结束返回军营的时候，还带上侄儿袁世凯到军中历练。拥有一品顶戴、内阁大学士衔的袁保恒更有“专折密奏”之权。
这让左宗棠感到相当被动。
在跟左宗棠商量贷款利率的时候，袁保恒作为中央直管高级干部，自然要压低西征军的融资成本。袁保恒跟左宗棠就贷款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利率过高。在1867年、1868年这两年期间，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向外国银行先后进行了两次贷款，第一次贷款一百二十万两，贷款期限为六个月，月息一分三厘；第二次一百万两，期限十个月，月息同样为一分三厘。总理衙门曾经发红头文件点名批评，认为胡雪岩的贷款利率太高。[5]第三次贷款迟迟不批跟前两次的高利率也有直接关系。
袁保恒的话让左宗棠觉得很刺耳，两笔贷款都过去七八年了，现在袁保恒旧事重提，说利率太高了，什么意思？当然，左宗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袁保恒的话是在暗示他，贷款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左宗棠在遥远的大西北，信息闭塞，对上海滩，甚至对更遥远的欧美金融的情况没有任何了解。国际金融界的借贷利率到底是多少，左宗棠一无所知，他所获得的信息全部来源于代理人胡雪岩。很显然，袁保恒的矛头指向了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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