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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拍摄于1998年，投资7000万元，票房约1000万元，亏损多少，一目了然。但这部电影的亏损，并没有阻止陈凯歌的继续拍摄大片之路，而另一部同样巨额亏损的《秦颂》却中止了导演周晓文的拍摄大片之路，现在只拍一些情感剧显示自己还在拍片。
在《荆轲刺秦王》这个长达二个小时四十分钟的电影中，看不到有什么新鲜的视觉快感，看不到编导赋予人的新鲜的构思与创意，所有的人物与构思都被压制在那种灰黄色的沉闷的版块中，而这也正是中国电影的通病所在。
1、视觉乏味
从影片出现第一个呆板的镜头之后，就可以预想到电影不会带给人以期待。中国电影始终像一个土围子里的狭小天地，一旦把观众诱引进来之后，就把观众死死地压伏在土黄色的小天地里，令观众的想象力无法驰骋，陷在黄土地的泥沼中。
影片耗资7000万元，但是，这些钱耗费在哪里？应该说消耗在呆板的景物制造上，而绝没有耗费在对动感的影像的设计上。
这些钱，就像是用于建造一座人工的影视城，主要投入在静止的物上，而没有投入到灵动的画面上。电影毕竟不是一座影视城的图象集锦，它还是要把这些影视城作为背景，运用这些建筑，来叙述电影的情节与精神。但在本片中，我们看到，镜头的功能，就是以照片式的静止，记录下一座座虚假光鲜的秦时伪建筑，然后在上面安放一些同样如兵马俑式的人物，人物被背景所吞没与压抑，自然不会对观众产生吸引力。最后电影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块鸡肋，一块被黄土地埋没的鸡肋，沉闷，枯燥与乏味。
2、故事混乱
《刺秦》的故事，的确容易像一个寓言，令缺乏想象力的导演充满兴趣。在本片中，其实已经有了张艺谋在《英雄》中思考的问题，或者，影片的原来发展走向，似乎已经走到了《英雄》的主题。
从影片中的故事来看，刺秦的举动，其实正是秦王所需要的。影片中，秦王需要进攻燕，但没有借口，这时候，由巩俐扮演的赵女出了一个馊主意，叫秦王放走燕太子丹，丹肯定会派刺客来刺秦，这样秦王就能找到吞并燕的口舌。
这种新翻杨柳枝，已经颠覆了刺秦的原来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合理吗？秦王消灭六国，难道还需要这样一个拙劣的借口？难道还需要自己当靶子，设计出一个嫁祸于人的阴谋？这时候，秦王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的那样心理状态，制造了一起事件，然后嫁祸于中国军队。电影编导的创意，有限地从现代故事上撷取了原型，但却无法应和起秦朝的时代特征。按照影片中的设置，秦王即使不抓住燕丹派来刺客的事实，就是以燕太子丹不辞而别而且带着心爱的赵女远走高飞，秦王就完全可以派出军队，前去攻燕，捉拿太子丹。但是秦王居然应允了这样一个由赵女设置的计谋，让赵女前去燕国物色杀手，制造事端。
因此，刺秦实际上是秦王自己刺自己，其目的不过是挑起灭燕的事端而已。后来，影片表现了赵女看到自己的国家被消灭，儿童被秦王的军队杀害，认为秦王自食其言，从而从一个单向间谍，变成了双重间谍，转而站到了燕太子丹的那一边去，这时候，赵女是真的训练刺客，又使赵女的动机，符合起历史事实中的“真杀”的轨道上去了。
电影的逻辑滑稽就出来了。当荆轲献图的时候，实际上，这是秦王自己设计好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但电影中，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前面安排好的事实，好像秦王又开始无知起来，措手不及，十分被动，惊惶失措。这如何能解释他早已知道这是自己设置的一个阴谋？电影在此前后脱节，既想在原故事中，装置一些新内容（如“刺秦”的动机，只是为了挑起战争，改变了历史真意），但是，在最后一刻，秦王还是必须艰难地面对刺客，回到原有的历史轨迹中。
赵女既然如此对秦王深仇大恨，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加入到刺秦的行列？而依然叫荆轲出来白白地送死？按照影片的最后一个片段，赵女又来到了宫中，这时候，是她杀死秦王的最佳时机，但她却像一个视死如归的女英雄一样，只是带走荆轲的尸体，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除暴的机会。电影的故事，在这里已经漏洞百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在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荒唐故事中，还能指望影片能给人以一种深刻的人性震撼吗？
按照影片的前面设计，必然的结局，就应该是赵女“刺秦”，但电影却不敢继续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下去，依然回到了历史的事实中，这应该属于一种半调子的创新。如果没有能力赋予历史事实以一个全新的内核的话，还不如按照原来的故事，比较令人信服。或者你不需要重新设计一个阴谋，因为改变历史人物的逻辑动机只会置编创者于绝路一条，你可以改变的，只能是人物的感情关系。这一点，香港电影就做得比较好，它对历史故事的改变，不改变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改变的只是人物的感情线索，在情节中，填入感情与派生的情节，而不改变动机。历史的走向是不能变的，可以改变的，是心态与情感。事件的走向不能变，但支配这事件的心态与情感是可以加工的。刺秦的事件本身，在本片中，已经变了调了，失去了原来的走向，刺秦成为了自己刺自己，动机彻底地本质性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应该是编写历史故事的一个原则。而在本片中却被遗忘了。
张艺谋的《英雄》就比较讨巧，它原创了一个新鲜的故事，绝没有荆轲这个人物，从而在一个无法指认的事件，为他的新鲜情节的塞入创造了合理性的天地。
在构思上，《英雄》与本片的前半部分一脉相承。在本片中，开始的时候，赵女认识到，秦王是结束连年征战的局面，才发动统一天下的战争的，只有实现天下统一，才能结束黎民百姓之苦，这时候，她是站在秦王这一边的，认为为了天下，必须协助秦王的战争。这实际上，与《英雄》中支持秦王战争的动机是一样的，而且在《英雄》中，秦王也知道刺客的做秀性质，严肃的刺杀活动，在中国导演的镜头下，都成为一个做秀的产物。这也说明了，中国导演想把历史上的真正的仇恨，转化为一种轻飘飘的东西，最后不管怎样，强调的是，秦王的有理，征战统一天下的正当性。这种立论的潜在的基础，是中国导演无法回避的事实。所以，这个前提不能不肯定。比如赵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支持秦王的事业的，只是后来他看到秦王的残暴，才改变了主意，试想一下，如何没有秦王的残暴，她是不是会改变主意？在影片中，同样与《英雄》一样有一个先验的主题，就是秦王必然是天下的君主，维护他，就是维护了天下的和平。这种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而使得批评暴君时小心翼翼，混乱不堪，这也应该是本片陈凯歌为什么头脑混乱的原因，他不敢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人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对于统一的渴望，只能肯定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同时也适当地通过赵女的眼睛，来批判秦王的残暴与无情。到了张艺谋这里，陈凯歌的矛盾被简化了，纯粹看重了秦王一统天下的伟业，不见他的凶残了，张艺谋因为固守着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而被人嘲弄与歧议，这只是因为中国的这种价值体系，很荒唐地与当代世界与中国格局有了某种程度的对应，这可能也是张艺谋在拍摄影片时没有想到的。
补述一句：基本在所有的刺秦的现代文艺作品上，秦王是有理的，同样刺客也是有理的，相互之间，可以有“杀”这一种对立的行为，但他们的动机都是高尚的。这也是一个编导们确定下来的两不得罪的先验的共同的定性。但是，编导们没有在这两个他们认为的英雄之间，寻找他们动机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改变这种动机的走向，《英雄》中最为明显，刺客成了一种做秀，是配合秦王打天下，这比本片中的半调子做秀，走得更为彻底，因为本片里的秦王还有一半是坏人，而《英雄》中的秦王是完全的正面形象了。可以看出，刺客的做秀，与秦王的好坏成正比，秦王是好人，则刺客是完全的做秀，而本片的秦王有一半坏人，故影片里的刺客只有一半的做秀，但也因而在这里露出了破绽。
3、人物呆滞。
整个电影，没有戏剧冲突，两个在一起的人，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碰撞，相互心灵的揭示，这也是中国电影屡试不爽的通病了。
整个电影太讲究造型，人物的作用仅仅是一段段用缓慢的声调吟哦出来的独白。独白听多了，是会叫人乏味的，你在人物的对话中，听不到相互交流时的潜台词。所以，电影虽然有时人物有讲话，但游离于情节之外。
最明显的一段，就是嫪毐怒斥秦王的一段内容。在这里，他痛斥了他没有作乱，振振有词：“我对不起我那两个儿，人都以为我贪恋富贵，其实不过是你想做我的女人，我做你的男人，过夫妻的日子……偏你是母后，就难了。”这些情节，与主题并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这是想表现这种宫殿内乱也是一种刺秦吧。
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物总是走向反面，违拗自己的意志。比如荆轲杀人如麻，但是，却是他去救一个小孩，第三章，孩子们本来是纯真的，但嫪毐的两个私生子，却被母后的另一个孩子秦王所杀，赵女本来是策划支持秦王的，但最后却与荆轲走到了一起，从刺客那里感悟到了人间的真情。荆轲本来是配合秦王的，却在最后真的走上了刺秦的道路，影片有意创造一种思路，就是每一个人物都发生了性格的逆转。
但人物对话不是一种戏剧式的对话，而是一种写意式的独白，这造成人物都讲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臆语，令人生厌。这是对人物的强奸，也是一种假深刻的必败之路。
在场面营造上，可以看出也缺乏力度。其中攻城的场面，云梯登城、巨木撞城本来应该拍出千军万马的气势的，但电影的战场缺乏一种动感的魅力，镜头未能切入到战争的细节中去，呆板的生硬的观望镜头，使镜头里的场面，犹如一潭死水。可以比照一下《天国王朝》中同样的攻城场面，可以说，两者的攻城工具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天国王朝》注重镜头插入到战争的缝隙中去，表现战争细部里的微小的细节，表现战士们战斗的动作，而且从多种角度表现战争的层次感，比本片的无所作为的场面，要富有动感与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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