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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双真皮鞋子，鞋面已经毫无光泽可言，鞋跟也磨得向一边倾斜，然而穿着却非常舒服。 这双旧鞋子却有一个故事。首先它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后来在我们的交往中彼此都相送过不少东西，只是为什么是一双平底鞋作开端？为什么不是一个本子，一支钢笔，或者是一根项链？这之中是否有我们尚不明白的禅意？我倒并不忌讳“鞋”字和“邪”字谐音，只是时时想到，大概友谊也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去维护的吧，它才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隔离而变得疏远。 可惜这双鞋刚一穿就张了嘴，大概是因为进口鞋的粘胶不适合这里潮湿的空气。我当时气得只想去退货，因为是第一回穿上百元的鞋子，实在心疼，又害怕货主不认账，大家吵起来，还是自己白生气。万般无奈我便拿去修鞋铺――我一直在一家固定的修鞋铺修鞋，它小小的门面设在闹市区的一条小街上。修鞋师傅是一个瘦老头，不苟言笑，听口音不是本地人。他的鞋铺里收拾得很干净，除了必备的原材料和扎鞋用的机器之外，墙上有不少钉子，一排排面朝里挂着他修好的鞋子，手工十分讲究，活儿细，鞋底上只有他认识的粉笔记号。 从前我是慕名而去的，修一只高跟鞋的跟儿就要三元钱，我说能不能便宜一点，他放下鞋子，并不看我，又开始忙手里的活计，一言不发。等了好一会儿，我觉得很没趣，又不想再提着鞋子满街跑，只好怀着任宰的交了钱。但是取鞋的时候，我发现修鞋的手工很地道，该垫的，该粘该钉的，无一偷工减料的穷对付，穿上不但舒服，而且经久耐磨。 从此我便一直在瘦老头这里修鞋，尽管离家不近，且他很少即取的服务，也许因为那样无法保证质量，都是隔日取，这便得走四趟。他对回头客，仍旧没有话。只是看你一眼，接活儿，第二天又看你一眼，交出活儿，没有任何凭证，从来不会错的。他修鞋牢，对脸也记得格外牢。 有时我到了那里不想马上走，就坐在竹凳上看他修鞋，一针一线、一举一动都是很稳妥的，并且表情也是极其安稳笃定的样子，与文人作文、画家画画并无太大的不同。坐着，他不赶；走了，他也是不招呼的。 我拿着这双大张其口的鞋哭丧着脸去找他，他看了看说，再粘还是要开的，只能围着鞋帮缝一圈麻线――我知道这种活儿哪个鞋匠也不愿接，吃力、麻烦、又不用修鞋原料难收高价钱。他说，你放这儿吧。 等我再去时，两只鞋都已缝好了，鞋帮上等分、整齐的针脚，全然是人工一针一线所致，至今仍是很坚牢的，让人觉得这双鞋即使磨得鞋面斑驳，鞋跟全无，那针线也是再难松动的。 递上去的是整钱，可我根本不好意思说“不用找了”这句话。既然我不能赠送给他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几角几分的零钱断不能与他如此精心的手工等同。而这个老头，已经是一脸自食其力的本分，我说那样的话，无非是自我羞辱而已。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两年，我当然只能在北京修鞋了。回来后休整了数日，我便提着一堆待修的鞋子直奔老头的鞋铺。 出乎我的意料，鞋铺没有了，那个位置被一排新修的食杂店和冲晒彩卷的小铺替代，我向知情人打听，才知道老头死了。 一时，我怔怔地反应不过来。在我的印象中，修鞋的瘦老头儿，经常要为我敲敲打打的牙医，做水果批发的贩主，熟悉我发型的美容师，原是不死的。他们永远在那里忙着，即使我有一天白发苍苍地去，他们也会白发苍苍地接待我，怎么可以说死就死呢？ 那些天，老头的身影时常跳进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他从来穿深色的衣服，别看他修鞋，身上总是干净利落的。再希望想起点什么，总也没有了。后来我就到处乱补鞋，碰上谁是谁，大都是江浙一带来的修鞋挑子，我也不作指望，如今几百元几千元的鞋比比皆是，补不好的鞋，穿穿不要就是了。 照说鞋子、老头和艺术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是后来我将这双平底鞋给了一位艺术刊物的编辑，她那日一进我家门就嚷着要换鞋，新鞋夹得脚痛，我们晚上还要去开派对，我就将这鞋给她了，她穿上后直嚷舒服，一副回归自然的神态。我倍觉欣慰和怅然，似乎老头儿和旧鞋子一刹那有了灵性。 这使我想到俞平伯老先生《清河坊》中的一段话：“……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呢？……人对于万物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 所以我想，若没有这修鞋的老头，我对这双旧鞋子还没有如此的珍爱和怅然的心绪。艺术有时就是人间趣味的投射，包括入画的山水、奔马，歌唱牡丹或骆驼的歌曲，以及类似“出污泥而不染”的艺术警句，无一不是人们对于自然景物的引发与呼应，还有对生活琐事中的真善美的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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