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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巨大的古代货船不仅关乎一场财富的冒险，还是一扇今人管窥历史的“窗口”。２００７年整体打捞出海的“南海一号”就是这样一艘船。
过去三年，考古学家从它船体厚厚的沉积地层里，详细分析一切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痕迹，其中就包括动物的遗存。
去年冬天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带领的团队正在将这些破碎的动物遗存逐步“解码”。通过解码，骨头“讲”出了令人意外的精彩故事。
结合文献记载，这艘距今８００多年的货船满载宝物，目标远大。但命运弄人，它从中国东南沿海某个港口出发，不久即在广州阳江海域神秘地折戟沉沙。
动物防疫的“范本”？
宋代地理名著《岭外代答》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说的是，远航南海的木兰舟上，储备着可供数百人一年所需的粮食，人们还在船上养猪、酿酒。
“南海一号”或许能够与之媲美。最新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南海一号”上携带着鸡、鹅、猪、牛、羊等家养动物，同时捕捞海洋生物，如螺、贝壳和鱼蟹，以扩充食物来源。
吕鹏说，“南海一号”上最多的是８６件羊骨，分为绵羊和山羊；还有４６件鸡骨、４０件鹅骨、９件猪骨、１件牛骨，这些动物考古资料证实和补充了宋代文献的记载。
在这些骨头中，一种理应常见却“缺席”的动物让吕鹏颇费思量——那就是老鼠。他想起了同为宋代沉船的福建泉州湾后渚沉船上，最多的动物遗存就是鼠骨。
这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沿着缆绳和舢板行动的啮齿动物在远洋航海中臭名昭著。在航海过程中，因老鼠引发的卫生与防疫问题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１４世纪中叶起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人们普遍相信，来自欧亚草原的老鼠乘船来到欧洲，制造了人类历史最为惨痛的流行病事件。
吕鹏认为，“南海一号”上缺少鼠骨有几种可能，“一是我们正在清理，还没最后确认有没有；二是老鼠骨骼较轻，可能随洋流飘走了”。
“不管怎样，老鼠或者说动物防疫，肯定是当时船上的头等大事。”他说，否则远洋航行是不可持续的。
全球化的“福船”？
从动物考古的视角，“南海一号”同样隐藏着交流和贸易的线索。泉州湾后渚沉船上仅发现了猪、羊、狗这三种家养动物，为何“南海一号”会在动物种类和数量上有这么大的不同？
“是因为港口不同、或者船员地域构成不同？还是另有原因？”吕鹏说，不管怎样，丰富的动物资源折射了港口的繁盛。
众多考古和文献实证显示：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著名港口如广东徐闻、广西合浦港；到唐代逐渐兴盛；到宋元时期，指南针的发明、造船技术的发达使之达到一个高峰。
这些家养动物的骨头大多来自年轻的个体。在远洋航行中，年轻个体的生命力比较强。吕鹏指出，这说明人们饲养和携带它们可能不只为了获得肉食，还要保证次级产品，如羊奶、羊毛、鸡蛋的供应。
吕鹏指出，为保证动物资源在航海过程中的长期供应，船员们可能会从多种渠道及时补充，同时重视对次级产品的利用，“除了自己携带，沿途捕获、停靠岸补给也是可能的渠道”。
吕鹏认为，当“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宋船穿过南洋，驶向印度洋、到达波斯湾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以物易物”，也很有可能跨洋传播家畜物种，这或许是人类全球化较早的图景之一。
宋代船员怎么活？
还保存着部分立体结构的“南海一号”是一条典型的“福船”：长宽比例较小、耐波性好、装货量大。吕鹏结合之前的经验，认为船上动物很可能被豢养在一个固定区域，“宋船都有着明确的舱室分区”。
他介绍说，宋代远航船员较多，经常有百余人甚至上千人。他们分工明确，有船主、纲首、艄公、招头、作头、碇手、水手、火儿等。其中，船主地位最高，或兼纲首，如无船主在船，则纲首是一船之长；其后依次是艄公、碇手、水手等。
吕鹏表示，在随船携带动物资源相当有限的前提下，对肉、蛋、奶的享用应该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这意味着，地位较低的船员们可能无缘享受到这些家养动物的好处。
船上的“上层人士”日子则“滋润”得多。通过分析骨头上屠宰和火烧的痕迹，考古学家确信：在这艘１３世纪早中期的远洋贸易船上，烧烤肉食所产生的、蒸腾的油脂香气曾长久萦绕在甲板上。
在遗存里，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一些“玩具”，比如一段被人工打磨过的鱼脊椎等。
“船员们会将一些动物残骨制成骨器，以打发闲暇时间。”吕鹏说，至于它们是来自思乡的游子，还是慈爱的父亲，“那就是考古之外最美好的想象了”。
屈婷 曹鹏远 来源 新华社客户端
编辑 周章龙
编审 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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