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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春天,一则传闻在天津的附近传的的沸沸扬扬:大概的意思就是有几百名儿童失踪,而且是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就可以得到五两的银子,而法国的传教士可以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置西方的药方…,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老百姓都相信了。
就是这则传闻,使曾国藩所写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浙》让这个“中兴名将、旷世功臣,而且还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的曾国藩,定然扣上了卖国贼的徽号,如此的大起大落,荣枯无常,是具有何等的戏剧性。
对此,曾国藩认为,这都是谣传,并无事实的根据。曾国藩做了仔细的调查,他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是否有挖眼剖心的真实的根据,结果都没有一个亲眼看到的,只是道听途说的。
这就说传闻是不折不扣的谣言,但是这个论断让全国的舆论是“坚不肯信”。
那么教案的导火索,审问一个武兰珍的人贩子,似乎就更加坐实了曾国藩语焉不详,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在曾国藩看来,武兰珍是屈打成招,而且武兰珍所说的河楼教堂王三,在教堂对质那天,根本就没有此人,更重要的是,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在武兰珍的身上还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所以,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发生的那天上午,法国人是没有理屈的地方。
当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的时候,教堂外已经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的成员。
当时是群情激奋,不知是谁挑头,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放石块,抛掷瓦片,这就激怒了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
丰大业怒气冲冲的闯进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署,要求派兵镇压。而崇厚担心引起民变,就派了两名巡抚。这个资深的外交官彻底的发怒了。
丰大业不顾街市已经聚集千人水火会的境况,来到了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遇到了刚刚疏导群众回来的知县刘杰,当丰大业怒斥刘杰办事不力的时候,一通咆哮以后,竟然抽出了抢,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就这样天津教案爆发了。
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他们在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秘书西蒙后,坤民们先后又烧毁了河楼教堂。
在这场的大骚乱中,有13名法国人丧生,另外还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
在几十万天津坤民和所有知道此事的中国人来看,倘若没有丰大业的事件,天津教案是不会发生的。
激起全国舆论的,还有更浓重的一笔。就是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
就是这个处置意见,让曾国藩的名声彻底的落地。
曾国藩主张以命抵命,这无可厚非,他也像天津坤民盼望那样,打算调兵进入天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抵抗法国人,而是来威慑、镇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坤民。
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的时候,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举国汹涌!
一个举子撰写了一幅对联,刻苦的挖苦他的这个人生的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就连与他几经分合,刚刚重归于好的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写信斥骂他。
就在全国声讨曾国藩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被所有的人忽略了。那就是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的时候,有意的删除了曾国藩为天津坤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五个“致疑点”很好的解释了谣言越传越盛、天津坤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还描述了东西方风俗和文化的巨大差异。
对天主教的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所以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发生。
如果说,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的话,那么最大程度上,这些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曾国潘“持平办案”的态度,也不会被一边的认为是卖国了。
那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曾国潘可是晚清重臣,有“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殊荣。有着“汉之诸葛、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的当代圣贤。
朝廷这么做,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深意在里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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