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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不是短篇小说，也不是什么个人回忆。”《科雷马故事》的作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如此描述自己的书。既非虚构又非非虚构，那这些残酷悲苦的故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替他作个回答：在零下五十度的气温下，真实还是虚构，已经没那么分明了。
科雷马，俄罗斯的一角，东边是太平洋，北边是北冰洋，另一边是群山耸峙，抵达这里尚且不易，更不用说逃出去了。沙拉莫夫所在劳动营就设在此处，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日子，要在零下五十度的气候里劳动。“古拉格”是苏联劳动营的通称，国际异见分子大卫·鲁塞率先传播了它，后因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进入史册。但就是索尔仁尼琴都承认，他受过的古拉格之苦，跟沙拉莫夫不可同日而语，沙拉莫夫所在的科雷马是通称“古拉格”的众多苏联劳动营里最恐怖的一个。
1929年沙拉莫夫就曾被捕，罪名是企图公开一封列宁的密信，三年劳役之后他被释放，但在1937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他再次“落网”，在科雷马，他度过了整整十七年。索尔仁尼琴的话更有分量一点，“整个劳动营生活把我们拽进了残酷和绝望之中。是沙拉莫夫，而不是我，触及了这残酷和绝望之渊底。”节奏缓慢，因为沙拉莫夫要记下每个人说的每句话。大多数故事都是关于草菅人命的，比如《欠债赌》这篇，两个老资格的囚犯赌博，赌到最后缺少赌注，随手就杀掉一个资浅的“围观群众”，将他的毛衣剥下来。《浆果》，写一个囚徒生无可恋，多次激怒看守，看守指望把他引诱到止步警告牌那里，越过一点点就可以合法地枪杀他，谁知，他的一个难友，一个顺从的、埋头采集浆果给上级的人做了替死鬼。在科雷马，杀人完全是例行公事，被派来杀人的人自己也随时有被抓的可能，但他们还是像冷血动物一样，只知执行命令，守住岗位，心硬如石。沙拉莫夫的笔法与索尔仁尼琴相似，“情怀”则让人想起了20世纪上半叶的俄苏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同样以杀戮为主题，写苏联五年内战的残酷，国仇、家恨、民族矛盾统统掺和在一起。虽然都反映一个以杀人为常态的世界，但和巴别尔相比，沙拉莫夫更加沉痛，对于人性泯灭的体验更深刻，更浸入，也更少旁观者的嘲讽态度，他笔下的人物还不时地讨论“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会如此”“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索尔仁尼琴曾邀请沙拉莫夫合作撰写《古拉格群岛》，却碰了一鼻子灰。沙拉莫夫曾说过，劳动营经历可以造就一百个索尔仁尼琴这个级别的作家，却只能产生五个托尔斯泰。沙拉莫夫的意思是别指望在劳动营里能产生悲悯众生的伟人，从劳动营出来的人，谁也没资格说自己要写伟大的作品。因为文学的使命是铭刻人性的光辉，而劳动营的苦难只能将人贬值，把优秀的人降为平庸，将平庸的人降为邪恶，根本不可能升华出什么人性来;与此同时，书写劳动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种幸存者自我拔高的意识。倘若一个人总是惯于对自己的行为作严酷的道德考量，他一定会发现，对劳动营作“文学表达”是一件尴尬做作的事情。正像大屠杀幸存者、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所说，他幸存之后心心念念的一件事就是“那些更优秀的人死去了”：活下来的都是有污点的人，至少是道德不够完美的人，我若描写苦难、描写集中营里人们互相压迫、互相摧残，就难免要让读者觉得我比他们都高尚。
科雷马是一切希望的坟场，虽然活着离开了那里，也终于开始写作，沙拉莫夫认定文学创作只会扭曲他所经历的事。我们经常赞颂绝境中人的坚持，但苏联劳动营里最顽强、最闪亮的坚持，也不过是一种诅咒，正如《一个魏斯曼主义者》这篇故事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劝诫所表现的：“关键是，是要活过斯大林。活过斯大林的人，全会活下来。您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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