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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名臣曾、左、李三人身上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曾国藩文章道德传世，左宗棠恃才傲物，李鸿章务实肯干。从史料记载来看，左宗棠与曾、李二人之间一直有矛盾，在他眼里曾国藩还能正眼瞧一下，叫一声“涤生”，至于李鸿章，他连正眼也没瞧过。
其实，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也看不起三试不第的左宗棠，嘲笑他不能拜相入阁。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李二人之间也就是互相看不顺眼，要说他们有什么矛盾，还真不多，顶多就是文人相轻之类的。但是到了1874年时，他们的矛盾就慢慢变味了。
1874年，日本竟然出兵攻打台湾，这在大清朝引起了震动，尤其是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更是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当时的日本并不强大，区区弹丸之地，在天朝和李鸿章眼中根本算不上菜。如今居然挑衅大清，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鸿章身上务实的特点再次显示出来，他没有害怕，而是积极应对。历史上，中国的威胁一直来自北方，历代统治者都是在长城上做文章，只要扼守关塞，就能保证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可是到了大清时，主要的威胁却来自海上，李鸿章在1871年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就发现了日本人的骄横姿态，并预言“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现在，预言成真了，这件时极大地刺激了李鸿章。总理衙门上奏朝廷，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六项具体措施，请求朝廷讨论并实施。后来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
这样的大事慈禧和同治帝是一时难做决定的，于是便把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奏折下发给沿海督抚、将军讨论，并限期一月作出答复。由于这次讨论的是海防，当时官居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自然就不在讨论人员之列。可是慈禧认为左宗棠“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让他也参与讨论。
不巧的是，当日本在台湾耀武扬威的时候，北方的沙俄也蠢蠢欲动，东南沿海告急的同时，西北边塞也闹起了纷争。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处在西北前线，日子当然不好过，最紧要的就是军饷匮乏。
这个时候让左宗棠来讨论海防，他哪里肯放过，于是借着这次机会，提出了西北的塞防。他建议“海防”和“塞防”一个都不能少。原本朝廷是讨论如何建设海防的，经过左宗棠这么一闹，已经偏离了问题的初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左宗棠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边缘化。
因此，海防和塞防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政治利益。塞防的建议刚出炉，很多官员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纷纷提出建议，有主张专事海防而放弃塞防的，有主张重塞防放弃海防的，也有主张塞防海防并重的。
局势发生如此变化，这让李鸿章坐不住了。为了和左宗棠一争高下，他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筹议海防折》，告诉朝廷，建立海军乃当务之急。
左宗棠和李鸿章不和，在当时不说全世界都知道，最起码慈禧心中是有数的。他们起初有演戏的成分，有时是故意做给朝廷看的，目的是为了自保。可这一次，他们两人是撕破脸了，因为问题的症结是：大清缺钱，有你吃的，就没有我喝的。
这次“海防”和“塞防”之争，台面上看都是为国为民。但台面下却是派系之争。李鸿章强调海防，是因为北洋是淮军集团的地盘，那是他叱咤风云的资本，所以必须加强巩固。而左宗棠重视“塞防”，也是为了巩固自己楚军的地位。
左宗棠和李鸿章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是朝廷确切地讲是慈禧最愿意看到的。于是朝廷采用了平衡之术，宣布海防、塞防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但是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朝廷还是更加倾向海防，毕竟北京离敌人的枪炮更近，为了自己的统治，这一点绝不能含糊。
如果我们将“海防”、“塞防”看成是一场内斗也未尝不可，左、李二人因为性格原因，又牵涉两个集团的利益最终闹得水火不容，后来发展成内斗。在当时那个不太平的时期，内斗即内耗，两个重量级人物的这次对擂，闹剧也就成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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