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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刻书文化：熊大木的刻书，对建阳刻书文化的历史贡献
明代前期建阳极少刊刻小说,现存可据的仅明宣德、正统间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以及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新刊奇见异闻笔坡丛脞》等寥寥数种,且皆为文言文语体,影响不大。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历史巅峰,此时明王朝文禁宽松,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中低文化层次的平民的喜爱,同时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和程朱理学的衰落,建阳书坊的传统书刊销售不畅。
建阳书坊主们站在刻书销售一线,最早感受到了来自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熊大木在这场变革中成为拓荒先锋,在小说与书坊互动中成功找到历史演义小说这条创作主线,承前启后,开启了杨家将、说唐、说岳等小说题材的创作,带动了明代小说的胎动。虽然熊大木的小说艺术性不高,但极为流行,一再重刊,推动了明代中后期建阳通俗小说创作的热潮,如余邵鱼编创的《春秋列国志传》、余象斗编撰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杨尔曾编订的《东西两晋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不断问世,使明中后期建本小说的数量位列全国之首。目前所知的明代建阳小说刊本至少达131种,“其中讲史小说刊本六十九种,神魔小说刊本二十七种,公案小说刊本十八种”。
不少小说家还直接在熊大木所作历史演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创作,如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有明代邹元标的《岳武穆王精忠传》,明崇祯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清乾隆钱采、金丰的《说岳全传》;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有明万历褚人镬的《隋唐演义》、明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清乾隆鸳湖渔雯校定的《说唐全传》;在《全汉志传》基础上创作的有明万历黄化宇的《两汉中兴开国志传》、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在《南北两宋志传》基础上编创的有明万历秦淮墨客的《杨家将演义》、清道光鹭江崇雅堂刊本《平闽全传》等。从全国范围看历史演义小说逐渐成为小说主流,“明代中后期至少有六十二家书坊在刊刻历史演义小说,刊刻的数量达一百多部”。熊大木及其身后的小说家们的努力，改变了小说在大众心中“末学”的地位,推动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进程。
当然,熊大木作品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片面推崇忠君、节烈等思想,如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参照《鄂王行实编年》时对大部分内容都相沿继承，却将岳飞对高宗皇帝的怨恨不满略过,刻意回避君臣矛盾,将岳飞塑造成唯君命是从的愚忠人物。此外,为迎合读者常常主观杜撰,脱离历史事实,如小说中写秦桧死后第二日,高宗即罢黜其子秦嬉及其党羽的官职,这与史实不符,但迎合了读者情绪,增加了小说的销量。然而瑕不掩瑜,熊大木在通俗历史演义小说上的成就照亮了一个沉郁的时代,翻开了文学世俗化崭新的一页。
熊大木创作的作品多以宣扬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为刻画重点,塑造了岳飞、穆桂英等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读者阅读后能达到“人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的效果。如他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八的“阴司中岳飞显灵”、“秦桧遇风魔行者”等回中，借虚构的鬼神对善恶进行因果报应,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对此,我们不能仅以书坊刻书的逐利性来看待熊大木作品的非史实创作。
熊大木编书主张以纲常义理为准绳,惩恶而扬善。其编著的《日记故事》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清代著名教育家唐彪说:“《日记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日记故事》中有许多劝惩性的故事,如《戏婢神记》记一书生意强将婢就淫,灶神托梦给其妻,告之戏婢之事可报应绝嗣或减寿,生从此改过自新,灶神才不再降罪。因其具有正确的思想导向,明人黄佐(1490-1566年)在《泰泉乡礼·乡校》中注明乡学蒙童要“教以《朱子小学》和《日记故事》内古人嘉言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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