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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演成论稿》，徐大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将宋元通俗叙事文体置于故事讲唱形态文本化的框架上来考察，其立足点不是把通俗叙事文体、故事讲唱伎艺作为关系的静态两端，而是充分认识到二者形态之间的过程性和不对应性：一方面，故事讲唱形态的文本化是个动态的过程，存在着多种形态、多种结果；另一方面，通俗叙事文体的形成是个长期累积、变异的过程。
该书即立足于故事讲唱形态的文本化，以通俗叙事文体一故事讲唱伎艺为基本的关系框架，来考察宋元通俗叙事文体的演成问题，一是把这个“文本化”置于不同的关系框架中，追索、辨析不同的参与力量；二是在不同的关系框架中考察这个“文本化”，多层多维地认识不同参与力量在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演成过程中的作用，由此而对相关问题予以专题探讨。
目 录
导论
一、框架与视界
二、“文本化”与多维框架
三、内容与结构
第一章 依相叙事源流论——宋元故事唱演形态的演进
一、敦煌变文的依相叙事思维与格式
二、北宋影戏、傀儡戏的依相叙事形态
三、宋金大曲、连厢词的依相叙事形态
四、宋元“说话”伎艺的依相叙事形态
五、元杂剧演述的依相叙事形态
结语
第二章 叙事与嘲调：宋元说话伎艺的两脉
一、说话伎艺嘲调一脉的存在
二、说话伎艺嘲调一脉的形态流变
三、说话伎艺嘲调一脉的形态转化
结语
第三章 宋元书面白话著述的自觉——以元代直说作品为中心
一、元代标举“直说”的白话作品
二、直说作品的基本属性和承传脉络
三、直说作品渐成面向民众阅览的白话著述
四、直说作品作为书面白话著述自觉的开启
结语
第四章 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一、伎艺讲史与经筵讲史的关系
二、经筵讲史一伎艺讲史关系框架内外的通俗历史著述
三、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
结语
第五章 宋元话本与说话伎艺的文本化
一、说话伎艺文本化的书面编写立场
二、书面编写对说话伎艺口演内容的主动选择
三、早期话本生成的书面白话编写观念与环境
结语
第六章 元代平话文本的生成
一、平话文本需要的书面白话编写环境与观念
二、平话文本的据史书编写的方式与成分
三、“平话”词义及其蕴含的平话文本生成信息
结语
第七章 从伎艺话本到文体话本
一、从伎艺话本到文体话本的三种文本形态
二、录本、拟编本是说话伎艺文本化的两种形态
三、说话伎艺文本化朝向文体话本发展的促动因素
结语
第八章 元杂剧“一人主唱”体制的生成
一、“一人主唱”体制的两个层面：脚色扮演体制和曲文叙事体制
二、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非由脚色体制本身生成
三、一个人物主唱的体制来自散曲套数的曲文叙事体制
结语
第九章 金元叙事散曲与早期杂剧剧本的编写形态——以散曲的叙事主人公与杂剧的主唱人比较为中心
一、散曲的叙事主人公及其身份设置
二、散曲的叙事主人公与元杂剧的主唱人
三、叙事散曲与早期杂剧剧本形态
结语
第十章 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依相叙事”形态演进路径上的元杂剧考察
一、“扮词话”与“扮乐府”：两种词曲叙事的角色扮演形态
二、“依相叙事”与散曲唱演形态演进线上的一人主唱体制
三、伎艺领域与书面领域不对应状态中的杂剧词
结语
余论
一、作为一个文学现象
二、作为一个考察立场
三、作为一个文学生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节选开头部分)
闻一多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大势，由先秦诗歌顺流而下来到宋代，看到诗歌发展的衰歇和小说戏剧时代的开启[1]。
梁启超及其响应者站在近代小说戏曲革命的立场，极力宣扬着小说戏曲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2]，回溯其历史发展的宗源，也来到了宋元时期[3]，比如王国维就提出了元杂剧足可称“一代之文学”的观点[4]。
20世纪初叶以来，从先秦文学顺流而下者，由近代文学溯源而上者，都在宋元时期看到了小说戏剧的勃兴发展状态和历史转折意义，由此而热烈搜寻着可作证明的文物文献依据。
《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徐大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这些热烈、殷切的搜寻目光，慢慢地把原本处于文学史舞台边角的小说戏剧，推到了前台甚至中心的位置，由此在中国文学发展框架的叙述中展示着宋元小说戏剧闹热的面貌，在现代小说戏剧观念的立场上聚拢着繁杂的文本作品和文献记述。
其间，不同的研究框架决定了各自的叙述格局和论思视界，也体现了各自的观察视角和考察立场，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同对这个小说戏剧开启时代的作品和史料进行着各具匠心的解读和推判。
这些作品和史料，是我们考察宋元通俗叙事文体的基础和主体，决定了我们对于宋元通俗叙事文体的属性、渊源、构件、形态、演进，及其在当时文学发展格局、社会文化格局中的位置的判断。
由此而获得的认识，则是我们梳理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文艺渊源、发展阶段、文本形态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确立宋元通俗叙事文体研究框架、考察立场、观察视角的重要前提。
后 记
我自撰写博士论文起就涉足宋元小说戏曲的研究，当时选择以“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为专题。大概就像一段时期狂吃同一种食物后的反胃感觉吧，当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就想着如何能跳出元杂剧这个范围，而想到的路数是雄心勃勃地扩张，遂尝试去做“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这个题目。
但经过一番寻觅后，我并没有斩获颇丰的充实感，反而越来越惶恐迷惘。究其原因，主要是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想要摁住一个就不得不放弃四处搏杀，况且我也没有力气摁住太多。
所以，在2009年完成《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之后，我首先盘算的事情，不是以后如何继续进一步扩充它，而是将来有一天要如何用“简史”的思路来凝练它。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徐大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另外，我也没有原来那个扩张的念头了，而是想着回撤到宋元小说戏曲研究这个领域，守着一块土地，好好平整，播种耕作。
一方面，考虑到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容易被认为是比较研究的思路，即使多文体关系研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考虑到对于小说戏曲来说，宋元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大转折阶段，出现了后来被归于小说、戏剧、说唱文学的诸多通俗叙事文体，还有一个与它们密切相关的伎艺族群，我觉得应该用更融通的思路来看待它们，而不应该用现代文体观念把它们分割在不同的文体类群中来考察。
于是，我就以“通俗叙事文体”来把它们攒在一起，又觉得自己原来对元杂剧相对熟悉些，就从元杂剧着手，一步步拓展到话本小说、讲唱文艺、叙事词曲。
在此期间，我于2014年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通俗叙事文体与故事讲唱形态的文本化研究”，由此而来的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在《文学遗产》《文学与文化》《中华文史论丛》《文艺理论研究》《戏剧艺术》《文艺研究》等刊物上。所以，本书章节基本都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布过，故而在有些地方存在少量的内容重复。
本书统稿修订时，在保证各个章节本身论述逻辑统一完整的基础上，即对这些内容作了彼此间的相互调整。
在这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深感这个时期的文学叙事仍有深究细思的问题，所以打算继续留在这块地上，好好翻土，用心耕作，希望它能长出新苗，我能养出新果。至于我曾经晃荡过的那些扩张之地，就当作惦念的远方吧。
徐大军
2019年8月30日
注释:
[1]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12月。又见《神话与诗》，中华书局1956年，第203页。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小说界革命”，文中对于小说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着眼于社会地位：“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一是着眼于文学地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37页。
[3]别士(署名夏曾佑)《小说原理》(1903)：“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弹词原于乐章，由乐章而有词曲，由词曲而有元明人诸杂剧，如《元人百种曲》、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之类。”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60页。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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