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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暗淡要涂显色“底妆”
“肤质”干燥要补水加湿
光线不够要提高亮度
特殊情况还要用上滤镜…
这是在给女孩化妆拍照？不，这是采集痕迹物证的场景。其中用到的环形灯、外置闪光灯等，都是当下常见的拍摄工具，看似与痕迹取证毫不相关，但在蔡荣泉手中却掀起了一波新“潮流”。
人物名片
蔡荣泉，厦门市湖里刑侦大队技术科科长。他专研摄影技术、摸索提取技术等，捣鼓出了各类新潮的取证提取模式。但他最“潮”的当属应对新型违法犯罪，创建网络勘查实验室，将现场勘查的范围延伸到虚拟网络。实验室投用后，蔡荣泉带头为近千余起个案、系列案件检验了３０００份检材，为案件审讯提供了有力证据。
爬６米高拍下关键痕迹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技术民警的装备较为简单。“一把刷子刷天下，一台相机拍全套”，是现场勘查的常态。蔡荣泉是摄影爱好者，为了更好地取证痕迹物证，他研究了许多痕迹拍摄技巧。
在科室中，蔡荣泉的现场勘查背包是最重的：除了装有磁性粉、刷子等常用勘查工具外，还装着外置闪光灯、引闪器、环形灯等各类拍摄器材，甚至还有补水仪等化妆用品。
“痕迹取证的过程，就像给女孩化妆拍摄。”
蔡荣泉说，首先要根据痕迹客体，研究痕迹形态特征，并选择合适“妆容”，不清晰的痕迹要用荧光喷雾打一层显色“底妆”，太干燥则要用补水仪补水加湿。拍照时，有的痕迹需要环形灯聚拢光线，有的要用外置闪光灯提高亮度，特殊情况还要加上各式滤镜。这些研究成果，是蔡荣泉玩转摄影器材、学习最新痕检技术的过程中总结出的。
蔡荣泉在现场勘查取证
此前，一家首饰店被盗，店铺二楼外的顶层玻璃破损。蔡荣泉猜测，嫌疑人可能在上面留下了痕迹。他爬上近６米高的顶层玻璃，在玻璃边缘处找到一个重要痕迹。蔡荣泉表示，想要拍摄透明玻璃上的痕迹，传统方法是借助其他介质，但这样可能会影响痕迹更深层的检测效果。于是，他想到利用环形灯聚光，成功完成取证。
蔡荣泉在现场勘查取证
除了自己摸索外，蔡荣泉还带动团队一起研究，在技术科推动了每日“随手拍”活动。技术员把拍摄的照片发在群里，大家根据摄影角度、光线选择等评价照片效果，在提升痕迹拍摄能力的同时，也增加团队凝聚力。
“破烂堆”里“掏”出证据
蔡荣泉的背包里不仅有物证袋
还有４个超大塑料袋
每次从勘查现场返回
这些塑料袋总是满的
袋子里，能掏出破杯子、废弃包装袋
甚至是从垃圾桶里翻出的纸巾
蔡荣泉笑称，他就像拾荒者。这些掏来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但在蔡荣泉眼中却是宝贝，因为其中很可能有关键物证。
有一次，蔡塘一出租屋内发生盗窃。出租屋内环境较为脏乱，零散物件多，现场还被翻得一团乱。蔡荣泉在现场勘查了好几个小时，临走前带走了四五袋物证：食品包装袋、月饼盒，就连旧袜子包装袋都没落下。屋主对此不以为然：“这些东西能有什么用？”但正是在包装袋上，蔡荣泉检测出了一个痕迹，对比匹配了嫌疑人。
现场勘查也是个“良心活”
勘查成效除了依靠技术
更要耐心细致，翻垃圾桶是必要程序
垃圾桶里的垃圾，他要逐个检查，且拍照取证，就连揉成一团的纸巾也不能放过，打开来看一看、闻一闻，甚至还要带回去做检测。
在一起盗砸车窗案件中，蔡荣泉对车辆勘查后没有得到有效信息。再次勘查时，他在车门的脚踏板上发现一口痰。“脚踏板靠近墙壁，不可能是过路人吐的，也不是车主吐的，很可能与嫌疑人有关。”忍着恶心，蔡荣泉提取了痰渍，果然锁定了嫌疑人。
作为技术民警
现场勘查时还要有责任感
工作中常会遇到“乌龙”案件
因此必须沉下心排查
有一次，一名男子报警称自己睡觉时被溜门盗窃，手表被盗了。蔡荣泉勘查现场后，未发现外人进入的痕迹，不像被盗。但男子坚称，手表不见了。为了帮男子找到手表，蔡荣泉询问其生活习惯，了解到男子习惯把手表放在枕边，但床铺周围并未找到。最终，把整张床掀起后，蔡荣泉发现，手表被老鼠叼进了老鼠洞，表带还露在外面。
创建网络勘查实验室
时代在发展
警务工作也在变革
从传统的现场勘查到虚拟的网络勘查
蔡荣泉走进了新潮领域
蔡荣泉将侦查战场延伸到了网络世界，专攻电子数据取证。“我本来就对电脑、手机感兴趣，喜欢钻研新潮技术。”蔡荣泉说道。
２０１６年，蔡荣泉带头组建了网络勘查实验室，将电子数据取证做深做强。他带头提取、梳理了容量约１５Ｔ的固定嫌疑人电子犯罪数据，为非接触性案件侦查、审讯提供有力证据。
去年，湖里警方捣毁了一个以公司化运作的诈骗团伙，团伙成员达几十人，每个人手上最多有４０多部手机。这仅靠技术员完成电子数据取证是非常困难的。
蔡荣泉主导当天的取证工作，他根据前期掌握的案件特点，制定详细的现场取证流程，并对参与行动的侦查员进行电子取证方面的培训。在短短的７个小时内，初步完成对现场６０余台电脑、近２００部手机的固定、提取，还原嫌疑人诈骗实情的过程。最终，警方抓获嫌疑人２０名，确认了受害者５０余名，涉案金额达１００多万元。
说起网络勘查实验室的创建过程，蔡荣泉发出了感叹，“实验室的创建，绝非一朝一夕，要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作为实验室的中流砥柱，蔡荣泉的技术从何而来，答案就两个字：自学。
他的新潮技术，都是通过自学而来。例如，想要获取嫌疑人手机里的电子数据证据，首先要解开锁屏密码，而嫌疑人不肯说出密码的情况常有。“我只能从网上找方法，一种一种尝试。”蔡荣泉先在自己和家人的手机上反复尝试，成功了才运用到嫌疑人手机上。
为了做好电子数据取证，光是数据提取工具，蔡荣泉就研究了上百种。数据中有不少隐藏或破损的文件，他要通过工具将其一一找到并修复，找到的关键证据后，还要检测辨别其真伪。久而久之，他甚至掌握了一定的手机维修技术，用来修理嫌疑人损坏的手机。
曾在一起案件中，嫌疑人电脑中的数据经过多渠道加密，而这些加密技术是蔡荣泉从未接触过的。他放弃了“五一”假期，和技术民警在这台电脑花费了３０多个小时，一次次尝试，最终提取到６５８Ｇ的电子数据，并从中找到了证据。
从一个门外汉，到技术强人，蔡荣泉的技能得到了认可。近年来，他在《海峡科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５篇论文入选首届全国电子物证论坛征文。他还受邀参加全国电子物证培训班和反舞弊调查技术高级研修班，进行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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