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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电视、电影、手机、自媒体的年代，四大名著一直是中国民间社会最为坚挺的情趣读物，几百年不衰，直到几十年前电子产品出现之后，才逐渐败下阵来。
这几部小说能有这种特权待遇，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想想真是奇迹。若要细论原因，当然是不一而足的，更非余秋雨先生在某回访谈录说“只是情趣读物而已”那么简单。
我只着重于深层意识上，冒昧谈谈几个关键点，求教于朋友们。
“四大名著”与中国社会的“小说教”传统
清代大史学家钱大昕，他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小说教”。而我们所称的四大名著无疑在其中有着教科书一般的地位。
余秋雨中国缺少感动世界的文学作品
这个说法大意是说，中国社会自古即有儒、释、道三教，而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个教派：“小说教”。而《三国》、《水浒》因为文辞漂亮，又契合群众心理，所以成为该教派“圣经”一般的存在。
为什么有所谓“小说教”呢，因为小说太吸引了，在娱乐渠道贫乏的年代，不仅士大夫、文化人喜欢，连大字不识的妇孺、老弱，甚至是连圈都画不好的阿Q老师也痴迷。论小说的影响力，实在都要比儒、释、道三教还要大些。比如，“老子”“孔子”是何方神圣，在过去民间，大部分百姓都会迷茫，而若问起唐僧、猪八戒、林黛玉、诸葛亮、刘备、关羽、鲁智深，大江南北无论哪个村落，一谈起，一定会有人和你扯个不停。
那又为什么是“四大名著”独占鳌头呢？把钱大昕的解读引申一下，也好理解。他说，中国“小说教”经典作品一定是两类型的，才能吸引大众：一类，“历史讲古与劫富济贫好汉类”，比如《三国》讲帝王争霸赛、《水浒》谈古惑仔发迹史；另一类，“以幻化与渔色为风流”，比如《西游》就是白日做梦吹牛逼，《红楼梦》男欢女爱，偶尔带点荤色擦边球。而“四大名著恰好是这两类型写的最好的。
总之，这个说法等于说，像四大名著之类作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结晶，是和民间底层群众的意识亲密无间的，所以能够如此扎根和流行。
四大名著与中国人的“四大绝望”心理
“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是经说书人逐渐改造，慢慢形成的，讲说的是底层人的心理，但在精神层面上，“四大名著”何以会如此流行，实际上多少还是中国人苦中作乐的绝望心理的表达。
中国社会三千年文明，也是三千年专制。文化上的昌盛、朝堂里的歌舞、酒池中的寂寞、李杜苏黄的诗词、欧柳褚赵的美书，其实基本都和大众无关，就老百姓的意识来讲，中国历史和他们自己的人生从来沧桑灾难，人间秩序从没有逃出过战乱——治乱的循环，而他们自己，除了劳苦和繁殖，还有苟且地活着，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而”四大名著”在潜意识中，成为大众百姓“四大绝望”的出口和理由妥善的发泄。《三国》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统治者；《水浒传》里到处都是穷奢极欲、贪婪残暴的官僚；《西游记》里的“天堂”都是固化僵硬的体制、几乎所有“天道”都是人情买卖和利益的交换；《红楼梦》是儒家理想的破灭、美好情感的摧残。
所谓“四大名著”，在欢乐闹腾的过后，一细想，都是对社会、当下及未来深沉的感伤，彷徨不知归处，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绝望情绪。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四大名著”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大众精神上的KTV：我们因有情绪而嚎叫，但我们不愿再去细想。
可以说，如果从民族集体心理层面而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不仅只是消遣文学而已，本质上其实是人学。
“四大名著”里的每一部著作，都在若隐若现地呈现中国社会或者是中国人的某一个重大问题。
它们巧妙地，将情绪和道理，寄生在生动的故事情节之中。因为直面的，都是人性问题和社会基本结构弊症，所有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四部恒久远，代代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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