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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我的历史作业啦~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一）
/季温如
宋襄公所言“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皆为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体现。
而在现代人眼里，这种做法无疑是愚蠢的。在大多数现代人的概念里，遵守规则、讲究风度等于傻；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找漏洞钻空子等于聪明，甚至人们纷纷致力于成为会找规则漏洞的人。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法不责众”继而衍生出来。只要凑够一撮人就可以闯红灯，只要广场舞的队伍人数足够多居民举报也是没有人敢管。还有可笑的“少数服从多数”， 得到多数认可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我还是更相信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精神“的欧洲版。”
类似于某些人认为《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妆容是在模仿日本，殊不知在大唐时期一直是日本人效仿中国。穿着汉服上街却被当成韩国人、日本人，甚至被那些伪爱国主义者打。连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都不认识，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都不了解，还装腔作势摆出一副“爱国”的样子。钓鱼岛事件之后，不少人上街砸日本产的车，他们就从来不会想这辆车已经被中国人买到了，买车的钱早就进了日本人的口袋，无论他们砸不砸汽车制造商都不会损失一分一毫，蒙受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保险公司和汽车的主人。
贵族精神可以总结为四点：勇敢、重视荣誉、敢于担当、优雅。“贵族间的战争一般不以杀戮和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这才叫真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
“草原民族从不掩饰他们征服的目的········……把广大中国变成一片牧场。”
到底是蛮夷之人，给他们以禽兽牲畜为偏旁部首命名不是没有道理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到处打打杀杀开疆拓土竟只是为了扩大牧场的面积。无理想，无报负，只知道放牧，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汉族精致高雅文化的上层文化对蒙古人没有吸引力。来到汉地之后，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只能是汉人的俗文化。”
元朝无疑是中国国民性进一步衰败的重要转折点。元朝之前，宋朝虽然堕落，但民众对于精神娱乐还没有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但从元朝开始，由于蒙古族统治者不仅不懂汉族文化还不肯主动学习，所以他们不接受诗、词这类高雅的艺术形式，而只接受杂剧、曲这样能直白地表达中心思想无需动脑就能看懂的艺术形式。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文人墨客开始创作大量的杂剧、曲，所以这也是元朝杂剧、曲发展迅猛的原因。
相较之下统治清朝的满族人就聪明得多。他们积极学习汉族文化，是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充分了解你想要征服的某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统治一个国家，获得民众的支持。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见贤思齐，取长补短以完善自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宋代底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交融是健康可喜的，它并不是一种文化革命式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激发。而元代却是俗文化压倒雅文化的时代。”
国民性的堕落与社会的主流文化审美脱不了干系。文化是国家软实力，如果软实力不够强、层次低，大众将难以获得思想精神上的进步。在宋代，词的发展达到顶峰，其中不乏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有些是直接写给风尘女子吟唱的，其内容大多为穷书生与风尘女子相恋等等，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让人民群众有去听去读的意愿，这加速了词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使普通民众也能领会到词的魅力。到了元代，杂剧大规模出现于民众日常生活娱乐中，其内容则多与封建礼制、世俗人家的家长里短、贞洁妇道相关。
“梁山好汉们的义气，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种帮派意识。这种义气所施的范围只是自己的兄弟。只要是兄弟，干什么都是对的。”这种行事方式在今天叫“双标”。
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学历史决不能靠三流垃圾影视剧和他人依据历史而阐述的自己的看法，不能拾人牙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别人的心得、研究成果必然是带着自己的看法、偏见而写的，难免失之偏颇、将史实片面化和绝对化。
到了明代，草根出身朱元璋登上帝位，中华大地流氓化程度更深一层。
朱元璋治国的三个核心：流氓精神、防止任何人觊觎统治者的权力、特务治国。
流氓精神具体表现为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
为了防止任何人觊觎他的权力，朱元璋干了不少不厚道的事，比如，灭大户、灭开国元勋。
朱元璋还开辟了特务治国的先河，首创特务组织：锦衣卫。其他特务组织有明成祖朱棣篡权后设立的东厂，明宪宗朱见深建立的西厂和明武宗时期宦官刘瑾所设立的内行厂。
明朝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流氓与权力高度的结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民，做过和尚乞过讨，身上市井气息流氓气息浓重，这就是明朝的劣根性所在。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朱元璋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孙子们耳濡目染处世做人也都如同流氓一般。明朝君民上下各个阶层几乎都呈现出“流氓”面貌。
流氓之所以能获得生存优势，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 流氓所受过的教育没有让他习得何为人道，何为君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事是君子该做的，什么是流氓该做的，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划分流氓与君子界限的概念。做人没有自己坚守的原则、道德规范作为支撑，无节操、无底线，行事没有自己应该奉行的行为规范。
二、 社会的影响。在流氓尚未成为流氓之前，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做错了事也没有人站出来批评指正，这就导致流氓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在成为流氓后，受其欺压的百姓一味忍让、纵容，无人敢反抗，流氓愈发嚣张膨胀，更别提迷途知返。
对比一下汉朝和明朝，为什么同样是流氓开辟的王朝，汉朝的读书人却能保留大部分贵族精神，而明朝全国上下无不露出流氓气息，甚至饱读四书五经的人也净做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变得诌媚、奸诈、阿谀奉承，放下自己高贵的读书人身份去迎合宦官之流。我想大抵是由于明朝建立于元朝之后的缘故吧。元朝的出现是个纯粹的意外。朱元璋开辟明朝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重整家国河山，把天下从外族人手中夺回来，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而广大劳苦群众性格却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早已改变，若要恢复，当属不易。
明嘉靖时期两广提督殷正茂，“岁受属吏万计”，但举朝上下对他竟然一致好评，说他虽然“收钱“，但是也“办事”。这群庸官满意的怕不是他肯收礼吧！明朝灭亡几百年后的今天，收礼是给面子，不收基本就是瞧不上。如果想要送礼，首先收礼的人得肯给这个面子，才收礼，才帮忙办事。一部分有点权力的人是不屑于收礼的，因为他认为这点钱不足以让他趟这波浑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是因为他清廉正直。所以，对于肯收礼的官员，大家当然都满意了，人家肯开这个门路让你送礼，老百姓自然是感激不尽。
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还需恶人磨”，惩罚恶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变成恶人，“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
张宏杰先生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在拉栖第梦，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这也算是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吧，作恶的时候稍微遮着点，我就假装看不见，不遮不掩虚假的善比真实的恶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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