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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无常，既提出了严峻的理论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
资料图，新华社供图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思考理论建构的问题，立足点高、视野宽阔，既有利于充分展现自身，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助于国际间的比较和交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必将成型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层面的知识革命
我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学领域。意识形态（价值重构）、政治制度、政党研究、国际关系/人类社会前景四个专题，其中政党研究可以归入政治制度的范畴，都与政治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既然如此，全面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中国文明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进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和参照系来进行的。在隐含的一系列假定中，最为重要的预设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政治现代化的出路是体制转型，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提出相当于唱了一个大反调。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解这一点真是需要开脑洞：首先，在文明观、现代化理论方面破除既有的观念束缚，确立多元现代性的理念；
其次，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基于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来修正、丰富、补充、创建理论；
再次，在充分吸纳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新的知识世界。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正在发生、必将成型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层面的知识革命。
从知识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视野内含了“历史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但又不局限于此。政治学者所使用的词汇中，有不少体现了对历史因素的重视，如“路径依赖”、“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社会资本”、“传统”等。
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词汇是在制度主义脉络内使用的，而文明视野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制度主义的束缚，尤其是摆脱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纠缠，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经由文明的中介，历史不再是一个前置或外生变量，不再是一种知识背景，而是内在于现实政治之中，是一种积极和能动的构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政治的文明视野与强调历史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视角可能在站位上还要高一些。
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和看法
在病毒面前，政治学关注的传统区分——民族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意识形态，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政党，面对着同一个病毒变量，如何做出应对，产生了哪些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比较的研究课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对疫情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政治家和民众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是多样的。出乎意料的是，在人类最需要团结抗疫的时候，却发现合作成了难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之间合作得很好。为什么此次疫情美国却采取了疯狂的甩锅行径？相比于金融危机，此次疫情涉及的是人的生命问题，按道理其重要性比金融危机更大。面临着人类基本的生命和生存问题，为什么中美之间不能合作，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此次国内的抗疫斗争虽然有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但总体上说，中国的许多做法确实展示了自身的特点和力量，用主流话语来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治理绩效。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和看法。
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挨骂的局面，没有设置议程的掌控力——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只能采取“怼”的方式，但是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并致力于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挑战性很大。
如何在意识形态重构与有效宣传之间达致一种动态平衡
我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重构与有效宣传之间达致一种动态平衡。按常规和逻辑，理论建构工作在先，宣传工作在后。
但现实情况是理论建构与宣传工作同步进行，理论建构方面存在的缺陷被带入宣传工作之中；反过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理论问题也倒逼理论界和学术界。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一转化期的特别现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说，理论建构侧重的是理性和逻辑的力量，那么宣传看重的是带温度的理性和带感情的逻辑。在国内维度，我们要强调自信，没有这种自信，中国道路是走不下去的；在国际场域，要做好广义的外宣，让世界读懂中国、理解中国。
如上所述，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事实上都以不同方式从事着意识形态的建构活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构是在内宣和外宣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两者不可能割裂开来。在以前可以，内宣与外宣是相对隔离的两个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式。
在全球化、互联网、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背景下，内宣与外宣在技术层面的区分依然是有意义的——听众不同，讲话的策略也就有别；但在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方面，两者必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在逻辑上，论证方式是一致的；在终极发展目标上，国内说法与国外说法必须是相同的；不能关起门来是一套，打开天窗是另一套。
讲自信不但要考虑外宣工作的需要，也要与谦虚谨慎结合。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面对西方文明，中国人变得不那么自信了，这段历史已有一百多年。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不自信之后，再来讲自信，确实不那么容易，说一些过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如学术研究的范式变革是通过代际更替来完成的，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转型恐怕也要经过代际更替才能真正完成。
现在我们尚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因此抗争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的，亦即诉诸于特殊国情论，所谓鞋子是否舒服，只有穿在脚上的人最有发言权。当然，这种特殊主义策略同样具有革命性或颠覆性，这是许多人所忽略的。
我们在对中国进行特殊化处理之时，实际上也同时将西方特殊化了。否认基于西方经验的普遍主义，实质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西方的这一套也是特殊的，你不能忽悠人。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各国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排斥普遍性。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西方人走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前列，因此具有了优先话语权，但他们似乎太急躁了一点，基于自身的特殊经验却做出了普遍的一般结论。
所谓中国道路是想说，在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案例库中，需要加入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而且这一世界性的案例库是开放的，今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来添加不同的成功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各国特殊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总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今后中国强大了，是否会放弃特殊主义的方式，采取如今西方人的话语策略？我不希望看到这种转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比较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的临时之辞，而是中华民族对这个多元世界的理想秩序所贡献的伟大观念。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首期“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上的发言，发表时作者有修改）
（原标题：景跃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提出唱了一个大反调）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景跃进
流程编辑：TF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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