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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被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他的《中国通史》，被史学界公认为开创历史研究新纪元的巨著。
不过学术难免会带有个人色彩，吕老先生虽贵为业界大家，但一些观点向来极具争议。比如在《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他对如今被我们公认为民族英雄的卫青、霍去病大加贬低，称他们是裙带关系的受益者，远不如终生难以封侯的飞将军李广。
但实际上，他的这一观点针对的是汉武帝的拓边政策。
卫青、霍去病被痛斥，很大程度上是被汉武帝“连累”
在《汉武用将》一篇中，吕思勉先生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线帝王极尽贬低之能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好大喜功，为了自己能够名留青史，不惜耗费中原的人力物力跟匈奴人死磕；
匈奴人口相当于汉王朝的一个郡，汉武帝却终其一生未能将其消灭，具体战果还比不上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可谓无能至极；
汉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性，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稳重，思维欠成熟（这简直是人身攻击了），对匈奴作战就是最大的例证。按照吕先生的观点，当时的匈奴，压根不需要武力征服（意即可以继续维持和亲）；
用人以私，不重用“信臣宿将”，启用有裙带关系之嫌的卫青、霍去病，才导致汉军屡次劳而无功。
而卫青、霍去病，正是吕思勉描绘汉武帝“无能”的重要“证据”。他称，卫、霍严重渎职，不恤士卒；卫青靠着拍马屁被汉武帝重用，霍去病则是不恤士卒、不学古兵法，纯粹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们能够成功，完全是靠着汉武帝偏心，为他们提供了最精锐的将士、最齐全的后勤、最好的作战机会。
而吕先生真实想表达的意思是：汉武帝不应该对匈奴动武；如果非要打仗，那也应该任用李广为汉军主将，势必会事半功倍、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可见，问题的缘由在这里：汉武帝发动的汉匈战争，对中原民力、物力带来了极大消耗，引起了吕思勉的巨大不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备受重用、建功立业的卫青、霍去病二人，身份正是在后世颇具争议的外戚，因此被吕先生视为走后门、排挤忠臣的负面典型，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因此不名一文。
但这些观点显然有失公允。
汉代之前，保持对北方游牧政权的压制，是中原政权的传统要务
在西汉之前的千百年中，西、北的游牧民族一向是中原政权的巨大威胁。
当初西周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犬戎所赐；
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权威减弱，诸侯国内的篡权政变、各国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而与此同时，周边的游牧民族也趁机入侵，华夏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的解决，靠的是武力。
齐桓公在位期间，主政的管仲通过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改革，使齐国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军事实力，其后打出了“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口号，以诸侯长的身份，数次带领诸侯国发起攘斥夷狄的战争。
比如在公元前663年，燕国被山戎攻打，齐桓公出手相助；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国出兵打退已经占领、毁坏邢国都城的狄人，并仗义的为邢国建立了新都；下一年，狄人大举攻卫，连卫懿公都被杀害，齐桓公再次出面，率领各诸侯国帮助卫国重建家园。
依靠齐国“带头大哥”的作用，春秋时期，中原虽内斗不休，但对外仍有力的维持了“华夏衣冠”的尊严与安危，以至于孔夫子由衷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矣！”
而到了战国时期，依靠军国主义提供的实力支撑，中原诸侯国再次强化了对周边游牧民族的压制：秦国历经数代君主灭掉义渠；赵武灵王击破林胡、楼烦，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将领秦开袭破东胡，将对方逼退千余里。其后，三国沿边修筑长城，与边郡实现点面结合，有效化解了游民民族的机动优势。
而到了战国末期，中原各国的兼并战争日益白热化，北方匈奴则在草原的争斗中逐渐强盛起来。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在对内推行一系列促进大一统政策的同时，对外也没忘记对付这个传统威胁。公元前215年，蒙恬率30万秦军北上，“暴师于外十馀年”，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自榆中至阴山，设三十四县；渡过黄河、占据阳山，徙民实边；其后修筑西起陇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
但随着秦朝的灭亡，形势再度朝着有利于匈奴的局面发展。
若要实现中原文明的良性延续，西汉王朝必须战胜匈奴这个大敌
匈奴之所以能够崛起，与秦朝的灭亡密切相关。《资治通鉴》中如此记载：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年。及秦灭，匈奴复稍南渡河。
而在《汉书·匈奴传》中，则对这一事件的因果关系以及具体过程描述得更详细：
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也就是说秦朝的覆灭，给了匈奴再度南下的契机，原本由蒙恬打下的河套地区再度被夺回。而随着冒顿单于的出现，北方游牧民族东胡、月氏、丁零等均被匈奴吞并，北方草原首度归为一统。
而当时的中原，楚汉相争正如火如荼，《资治通鉴》称：“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威服诸国”。
而汉高祖刘邦对此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起先他将韩王信迁至太原郡（不久后迁移到更北方的马邑），负责防御匈奴。但面对敌人强大的骑兵，汉军向来败多胜少。
到了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亲自率领10万铁骑围攻马邑，囧急的韩王信不得不多次派使者求和。但这也给了刘邦把柄，早就对异姓诸侯王心怀芥蒂的他，对韩王信大加责备，后者进退维谷之下，竟然向匈奴投降，其后更是合军一处南下攻破太原郡。
也许是基于对敌我实力的误判，刘邦亲自出马，率领32万北上迎敌。他以为自己携战胜西楚霸王之余威，对付这个北方的蛮夷将如同探囊取物。
但此时的匈奴早已今非昔比：在平城，刘邦及麾下汉军被冒顿单于的40万精骑将团团围困，七天七夜后，才侥幸逃出生天。自此以后，汉朝开始以和亲、赠礼的方式与北方霸主维系和平，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也称，这是有史以来中原政权首次主动与游牧民族和亲。
其后直至文、景时期，汉王朝一直对北方采取上述政策，而匈奴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则得到了进一步扩张。汉文帝时期，他们征服了西域，其后写信向汉王朝如此炫耀自己的强大：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长城以北，所有善于骑射的政权悉数归于匈奴统治之下，北方游牧、中原农耕，双方的分庭抗礼之势日趋明朗，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中原政权的优势地位，从未遭遇过如此挑战。结合下图，我们就可以体会当时汉王朝的窘境。
而在这一期间，汉王朝以黄老之道的无为之术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后，到了汉武帝即位初期，经济上逐渐达到了新的顶峰。
但这并不能换来匈奴的尊重，数十年的和亲，使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态度也越来越霸道；若有一丝要求未被满足，他们就无视姻亲关系，肆意挥师南下掠夺，汉王朝边境百姓被掳、财物被抢、房屋被烧，可谓民不聊生、颜面扫地。面对这一情况，汉王朝只能发兵防御，但面对敌人强大的机动性兵力，往往只能望尘兴叹。
因此，那时的匈奴，成了横在西汉王朝面前难以逾越的大山。若只是富而不强，西汉王朝代表的华夏农耕文明，极有可能被锁定于中原地区，后世延续千年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也就压根无从建立。
卫、霍二人，是汉武帝强化汉文明地位的战略胜负手
依托前代打下的雄厚物资基础，汉武帝时期，开始寻求改变上述被动挨打局面。但他的首次尝试，一度遭遇了奇耻大辱。
公元前133年，汉王朝的大行令（主管对属国交往等事务）王恢如此鼓励汉武帝：“在战国时，赵国南有强秦之逼，尚且能打得胡人不敢南下；如今陛下威名震天下，正是对匈奴用兵的好时机”。
他这句话道理上其实没错，但接下来具体的对策就显得过于草率、儿戏。可能是被马邑地方豪强提供的信息冲昏了头脑，他主张在当地设伏，将匈奴大军包饺子。
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对此深感振奋，当即就同意了这一思路。也许大汉君臣是想模仿当初战国名将李牧对匈奴的经典伏击战，然而他们没考虑到两个关键因素：
此时的匈奴，不是战国时的匈奴；此时的汉朝，也不是当时的铁血赵国，军队素质的不足，注定此行将难以得志。
最终，汉军拙劣的战术很快被匈奴人识破，韩安国、李广、公孙贺、李息率领的30万汉军，面对“腿长”的匈奴骑兵无计可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全身而退。其后，志在报复的匈奴人南侵的频率空前加强，汉王朝边境地区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面对匈奴这个的对手，中原王朝的人口优势压根无从发力，只有以骑对骑、主动出击，才能具备与这个对手掰手腕的真正实力。但双方此时的实力对比，与战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统一为帝国的匈奴，以战争、掠夺为立国之本，军事实力令人望而生畏；汉王朝虽同为统一王朝，但为了平复常年战乱带来的伤害，不得不推行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但这在客观上也削弱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在军事统帅方面，当时的汉武帝几乎无人可堪大用。
而这一局面开始得到改善，正是始于卫青的出现。公元前129年，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各率一万骑兵分路出击。最终，只有卫青一军杀到龙城，斩首敌军700人；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李广则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广本人更是被匈奴人俘虏（其后凭借个人能力逃脱）。
《资治通鉴》这样对卫青大加肯定：
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即，卫青虽出身卑微，但能力出众，而且对上对下都极为有礼，将士们也乐于同他共同战斗，因此才得以屡战屡捷。而对于汉武帝不拘一格用人的眼光与魄力，人们也极为钦佩。
从此，汉军在对抗匈奴人的战斗中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处处被动。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收复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漠南之战爆发，面对悉数南下的匈奴骑兵，卫青利用右贤王的傲慢轻敌、麻痹大意，乘夜奔袭、围追堵杀，大获全胜。捷报传来，喜出望外的汉武帝派使者赶到边塞，拜卫青为大将军。
而到了公元前123年，年仅17岁的霍去病登上了历史舞台，彻底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对抗格局。他首次出战，就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被封“冠军侯”；公元前121年，他两次参与河西之战，首战中率万余精骑转战河西五国，歼敌近九千人；中更是孤军深入，歼敌3万余人，俘虏匈奴众多贵族，让匈奴的实力受到极大打击。
此后，华夏政权第一次占领了河西走廊，扭转了面对北方游牧政权的地缘劣势。匈奴人遭受重大打击后，发出了绝望的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而到了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共同出击发动了漠北之战，匈奴人被歼灭7万多人，83位高官被俘，汉军追杀至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兵锋直逼贝加尔湖。经此一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可惜的是，到了公元前117年，当汉武帝策划对匈奴进行斩草除根之战时，年仅23岁的霍去病英年早逝，汉王朝的势头被遏制：
会骠骑将军去病死，於是汉久不北击胡。（《史记·匈奴列传》）
失去了霍去病，终汉武帝余生，汉王朝面对匈奴再也未能取得之前那样的胜利，甚至还多次遭受了重大失利。虽然如此，在卫青、霍去病二人的打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被严重削弱，再也没有像西汉初年那样可怕，这也为后来汉宣帝时期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匈战争，是中原文明崛起途中不可回避的必然事件；和亲、进贡换不来主导地位，但战争可以。自此之后，华夏文明在东方两大文明的对抗中建立起巨大心理优势，周边游牧民族面对中原王朝时俯首称臣已成了习惯，汉文化圈的藩属体系逐步确立。
可以说，有赖于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先辈的努力，后世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地缘战略架构才得以成型，汉文明持续数千年的主导地位被夯实，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举贤不避亲、英雄不问出处，怎么能因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就抹杀上述卓越贡献？
而与他们同时期的飞将军李广，虽广为后世文人赞誉、吹捧，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战绩平平、从未建立大功的现实。他的堂弟李蔡，甚至原本手下的大量军吏、士卒都因公封侯，他本人的悲剧，难道真的只能归结为汉武帝偏心吗？
但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并不是遭受吕思勉痛斥的个例，唐太宗不及梁武帝萧衍、岳飞是祸国军阀、秦桧是创建和平的爱国英雄.....这些奇怪观点，都出自这位史学大家。
也许他只是“好心”，毕竟战争不是神剧，在杀敌的同时，自身一定会遭受巨大伤害。汉武帝持续数十年的拓边，对中原人口与财富带来了巨大消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面临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文明体系的生存权之争，委屈就能求全吗？靠武力打造的强汉盛唐，其收获并不仅仅是万国来朝，而是中原政权生存空间的拓宽、华夏文明主导权的确立、汉文化向心力持续数千年的保障；这也是四大古文明中，仅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也是吕思勉大师能写出《中国通史》的基本前提。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吕大师所肯定的萧衍，吃在念佛中养成了侯景之乱，繁华富庶的江南沦为人间地狱，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秦桧对敌国的苟且，彻底打断了军民的意志，南宋的沉沦从此被注定。
所幸的是，我们所居住的这片热土，向来不缺少英雄；每当危机来临之际，总会有一大批热血儿女奋不顾身的挺身而出。历史上是这样，现在、将来也如此。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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