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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皇权是怎么巩固的？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萧建生
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唐时期，得到巩固和强化，成为此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其中除了人民的心理逐步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之外， 统治者有意加强这种制度是主要原因。归纳起来，统治者加强皇权统治的措施当然就是采取强权和暴力镇压、迫使人民服从他们统治的手段，这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这种手段在秦朝被发挥到了极致，但依然不能防止秦朝的灭亡。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所以从西汉开始，统治者还采取了以下几种手段。
第一， 为皇权专制寻找合法性。
皇权就是强权，它适应皇帝无限扩张权力和征服他人的欲望，所以历代的皇帝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强化皇权。但是按照现代文明的观点，执政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是通过公民选举的方式来实现。但皇权的转移、继承和强化不是通过选举，而是暴力夺取或者血缘世袭。所以这种权力转移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为了让自己的皇权取得合法性，统治者必须制造一种理论，来说明自己的皇权是合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措施，就是为强化皇权提供理论根据。
在汉武帝之前，西汉的政治理念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并不是儒家思想。这种治国理念和统治方式，没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垄断和对民众的压迫和控制，在西汉文帝、景帝期间，给人民带来自由，给社会带来繁荣。文景时期，国家在政治上继承了西周社会的地方选举制度，当时叫做“举贤良方正”，社会舆论也比较开放，在经济上，国家并没有实行国有垄断政策，而是任凭民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任凭经济自由发展，所以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
但是这种制度却弱化了皇帝的权力。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在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君相分权和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丞相权力对皇帝的权力有一定的制约，皇权与相权之间，有尖锐的矛盾。因此，强化皇权，削弱相权，成为当时皇帝的头等大事。而在地方，则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各级官吏由中央直接委派，为了得到朝廷的信任和“提拔”，各级官员相互倾扎，大批的功臣和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被杀戮，特别是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大开杀戒，诸吕纷纷当权，朝廷一片腐败。因此，当时大批的人才，就纷纷跑到诸侯国去为诸侯国王效力，使诸侯王国的力量迅速壮大。人才流向地方诸侯国的情况，在文帝、景帝时期也没有多大改变。所以，无论是君相分权和互制的中央政治体制，还是分封的地方政治体制，都对皇权具有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分封的地方体制，对皇权威胁更大。
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政治相对开明，使大批的人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在与中央政权的竞争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当时的吴王刘濞，大力延揽人才，积极鼓励民间发展煮盐、冶铁、铸钱等工商业，国力强盛。发展下去，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可能名存而实亡。为了强化自身的皇权，于是中央政权开始进行“削藩。”经过汉景帝、汉武帝两代皇帝的努力，诸侯王国的势力被彻底铲除，使整个西汉王朝的社会竞争完全消失，蓬勃的生机被扼杀。
关于削藩，长期以来史家都给予肯定和赞扬，但今天我们重新反思历史，用现代文明的观点看，削藩是不对的。其理由是：
一、西汉统治者不敢面对地方的竞争。
在中央王国与地方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有人才、贸易、文化等方面的竞争，对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有竞争就必然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央王国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环境，改善自己的形象，不然，人才、资本就会流走。而诸侯国也一样。据《汉书》记载，当时诸侯延揽的文学之士有数万人。这些文学之士受到各诸侯王的优待和重用。为了制止人才外流，西汉中央政府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左官律规定，凡擅自脱离皇室而投奔诸侯做官者，即为左官，要处以死刑。附益法规定，凡增加诸侯国财富或者收入、损害国家利益的就是犯罪，要严惩。但这两条法律的制定，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如人才问题。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人才自由流动，人民自由迁徙。如果认为人才跑到地方去了，就要砍别人的头，就要削藩，而不反思自己的毛病，那就等于说，一个人生了病，不但不去治病，反而要砍医生的脑袋。这显然是用强权压制竞争。《汉书》记载，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汉武帝进行严厉镇压，被牵连杀头的文学之士达几万人，使这么多无辜的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而所谓的“谋反”，是一切专制暴君镇压臣下的最好理由，因为在严刑拷打之下，任何谋反的证据都可以找到，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
二、西汉统治者不遵守游戏规则。
刘邦有流氓、无赖习气，他开始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为异姓诸侯。别人屁股还没有坐热，刘邦就把别人捉起来砍头，还诬告别人谋反。像韩信这样的人，统帅百万大军时不反，怎么会在交了军权后造反？杀了韩信等人之后，刘邦又分封同姓诸侯，还杀白马盟誓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既然实行郡国并行的一国两制，那么，就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就应该坚持实行，而不应该出尔反尔，随便改变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如果这个制度不完善，可以完善，如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税制度，把诸侯国的大部分财税收入作为国税收归中央政府，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也可以把诸侯国分小，不至于对中央造成武力威胁，但不能随意取消。还有就是铸钱的事情，本来在刘邦时，朝廷并不允许地方铸钱，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朝廷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也允许民间自由铸钱，于是各诸侯国开始大规模铸钱。但后来因为各地铸钱太多，引起了通货膨胀，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稳定。可见，铸钱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各诸侯国也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如果说这个政策有问题，那也只是修改政策的问题，如停止各地铸钱就是了，并不能构成削藩的理由。所以说西汉统治者不遵守游戏规则和国家的基本法律。“七国之乱”是被逼出来的。吴王刘濞是在晁错削了楚王东海郡、赵王常山郡、胶西王6县后即将祸及自身时，被迫起兵反抗的。因为西汉统治者违反法律在先，而刘濞反抗在后，所以刘濞的反抗是维护国家法制，而不是造反。查《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刘濞对中央政府一直都还是拥护的，即使自己的儿子被太子打死，也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像这样一个老臣，怎么可能随意造反？至于刘濞后来杀了晁错，仍不罢休，继续进兵想当皇帝，那是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野心膨胀的结果，同时也是无路可退的必然选择，没有证据证明他在削藩前就要篡夺皇位。
三、削藩强化了皇帝专制，取消了对皇权的制约。
刘邦分封诸侯，是吸取了“秦孤立而亡”的教训，所以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屏藩汉室，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皇帝与诸侯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但是在客观上，起到了制约皇权的作用。西汉诸侯国没有兵权，而且宰相也由中央政府任命，宰相有监视、制约诸侯王的责任和权力。但是诸侯王在人事、财政等方面有自治之权，使皇帝与诸侯之间，有某种制衡的关系，使皇权不能无限扩张。所以吕后专权，敢把戚夫人剁成“人彘”，敢一连杀害刘邦的几个儿子，也不敢改刘氏天下为吕氏天下，就是因为有诸侯王的存在。同时，文帝、景帝时期，国家政治还比较正常。自从诸侯国被消灭以后，西汉政治迅速败坏，汉武帝权力日益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社会日益黑暗。汉武帝穷兵黩武，滥杀无辜，奢侈腐败，滥用酷刑，以至于奸臣当道，一主昏暴而天下同祸，国民经济几近于崩溃。特别是几次巫蛊大案，牵连了大量无辜之人，每次杀人都在数万以上，对人权是严重的侵犯。汉武帝以言治罪，甚至还发明了腹诽罪。《汉书》记载，汉武帝因常年征战财力匮乏，要改革币制。大司农颜异对此有异议，但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回到家中，有客人询问此事，颜异虽未用言语回答，但有“微反唇”的反映。事后，御史大夫张汤便以其身为“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后便有腹诽之法比”。以言治罪还不够，没有言语只有表情也算犯罪。西汉在武帝后很快走向专制腐败，与分封自治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取消有很大的关系。
西汉从景帝开始，之所以要削藩，重要的原因，其一就是西汉的分封制度，与西周的分封制度相比，有重大的缺陷。西周的分封是层层分封，周天子是按照公、侯、伯、子、男5个等级将土地分封给贵族，贵族（诸侯）还要把土地分封给大夫“建邑立家”，大夫再聘请家臣治理，而且与周天子有某种血缘关系的国人也要分封一部分土地，所以，西周的社会权力结构是多级的，相互之间有某种制衡的机制。但西汉的分封只分封诸侯，诸侯之下没有再分封，也没有国人的存在，没有权力之间的制衡，这就使地方诸侯的权力过于强大，对中央权力造成威胁。
其二就是西汉的分封制只是西周分封制的简单的传承，而没有制度的创新。前面我们谈到西周的分封制失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设计出中央与地方的分税（联邦）财政体制，没有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西汉初年实行分封制失败的原因，很关键的一点也在这里。分封制在政治上有制约皇权的作用，可以防止强权和暴力的自发扩张，但是，西汉由于没有避免西周分封制的弊端，没有制度创新，也就是没有建立分税财政体制，结果只有诸侯国给中央政府的进贡，无法保证中央财政的稳定性，这样就出现了地方经济日益强大，而中央政府财力减少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就大为削弱。结果，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并最终导致削藩而引发战争。这样就不能保证分封制度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其结果不是皇帝取消分封，就是诸侯王发动政变甚至战争篡夺皇位。
所以，西汉初年分封制的失败，并不是这个制度本身不好，而是这个制度没有得到完善造成的。如果当时能够层层分封，并建立相应得分税财政体制，那么，在分封自治的制度之下，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使地方充满活力，而中央政府也可以从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分享税收高增长的好处，增强国家的国力。但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这样的观念和知识，他们不是从完善分封制度入手，让这个制度更加完美，而是干脆取消这个制度，等于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导致中国政治的失败。
为了从思想上树立皇帝的权威，为中央集权专制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汉武帝必须要解决文帝和景帝时期没有解决的皇权专制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的禅让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政权转移方式，既符合天命又符合人心，当然具有最高的合法性。而通过战争和暴力夺取的政权，尽管有充足的理由，也依然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是有争议的。这个问题汉武帝必须解决，为此他多次下诏举贤良文学上书对策。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当时汉武帝提出了“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等一系列问题，要求贤良文学们予以回答。
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认为，天降祥瑞乃是皇权受命于天的证据。而上天之所以能够降下祥瑞，又是因为像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帝王“积善累德”取得的成效。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天人是感应的。根据这个理论，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认为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到人间来管理万民的。所以，皇命就是天命，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百姓服从皇帝的统治，就是服从天的意志。
但是，董仲舒同时也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必须按照天命来统治百姓，施行仁政，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因为他认为天心就是仁，那么，皇帝统治百姓就不能违背天的心愿。如果皇帝无道，昏庸残暴，不施仁政，那么，上天就会用种种自然灾害来震慑皇帝。皇帝就会产生某种恐惧的心理，而被迫反省自己的行为，纠正自己一些残暴的政策。而如果在天灾面前皇帝仍然不思悔改，那么，百姓就可以起来推翻残暴的皇帝。他说：“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
董仲舒把君权神授的思想确定为天之道，把皇帝这个人变成了神，并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非常符合汉武帝为皇权统治寻找合法性的心理，解决了皇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有利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因此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于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先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唯一的正统。
但汉武帝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儒家的仁政主张，也没有发扬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而是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为皇帝专制提供合法性。在统治手段上，也只是利用儒家那些有利于皇权统治的教条来欺骗世人，而实际上采取的依然是法家的严刑苛法，从而在汉武帝手中，实现了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一方面用儒家教条禁锢人的思想，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和思想自由，让老百姓的思想陷于僵化。另一方面，对于违背皇帝意志的人进行残酷的镇压。一手欺骗，一手镇压，儒家与法家并用，这就是汉武帝以及后来大多数皇帝的统治术。
但事实上，儒家思想中并没有皇权“受命于天”的理论。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的思想中，都找不到“天人合一”的理论和皇权“受命于天”的思想，来证明皇帝是上天之子，是奉上天的命令来管理万民的。相反，儒家主张“民贵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显然，董仲舒的皇权“受命于天”的思想，并不是儒家的思想，被尊为正统的儒家学说已经被阉割。这种理论的确立，开创了皇权专制与谶纬学说相互结合的思想格局，它给皇帝专制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神灵光环，使人民拜倒在皇权的脚下，从根本上巩固大一统的皇帝专制制度。从那时起，皇帝专制思想就这样在中国生根了。从此以后，中国人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被扼杀，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之言，被阉割了反抗精神的儒家思想，从此统治中国两千年，成为统治者愚弄人民、奴役人民的思想武器。
儒家思想和法家权术的结合，对彻底强化和稳定皇帝专制制度和严格的等级秩序，对维持皇帝的残暴统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皇帝专制的、宗法世袭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就不仅仅是用强权、暴力来维持，更重要的得到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变成合理合法的了。而谁要是提出地方自治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对皇权提出批评，不但要被人认为是有违天理，甚至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行为，而要遭到残酷的镇压。中国人从此以后就被奴化了。愚忠愚孝从此就成为了一种高尚行为，成为通行于社会之中的道德伦理规范，甚至成为了国家的法令和普遍的行为准则。
第二，科举制度的实行。
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官僚系统的腐败。一方面，各级官吏是皇帝统治的基础，没有各级官吏，皇帝的命令无法得到实施。但另一方面，各级官吏的腐败，却严重地动摇着皇帝统治的基础，制造着社会动乱的因素，使皇帝的统治随时可能瓦解。为了建立一套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各个朝代一方面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察，另一方面不断改革吏制，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其中科举选官制度的建立是重要的措施。
中国的选官制度，在春秋之前，是“世卿世禄”制度，这个制度在战国时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农耕和战争的功劳或者以知识、才能来授予官职。其中秦朝官吏，多出于军功。西汉建立后，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选官制度。察举就是从下往上推荐人才做官的制度；征辟就是皇帝自上而下选拔人才做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选拔官吏是采取九品中正制度，这个制度以忠孝为标准，由地方官员和地方有名望的人对知识分子进行考察，然后把那些品德优秀者推荐到朝廷做官，也就是所谓的“举贤良方正”和“举孝廉”。这种荐官制度在开始实行的时候，是有一定效果的，显示了西汉初年政治的开放，也选拔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写《陈情表》的李密，就是被选拔的对象之一。但是由于这种荐官制度，采取的不是公开由民众选举的形式，而是由地方长官来推荐，没有公平的竞争，发展到后来，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和争夺，造成了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世族门阀垄断权力的局面，使那些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以及狼心狗肺之徒，依靠家庭门第和各种关系，纷纷进入官场。就像诸葛亮当年痛骂王郎时说的那样：“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肺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卑膝之徒纷纷秉政。”他们贪污腐化，欺压人民，使国家的政治变得一团漆黑。
但世族门阀却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利于皇权的绝对统治。在这些贵族统治的地方，皇帝的命令很难得到实施，形成了所谓的“国中之国”。这些门阀世家，从来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也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门第，这是他们世代享受尊荣的本钱。这是一个极为腐朽的寄生集团。所以唐朝皇帝李世民后来坚决地废除了这种制度，而实行了由隋朝开创的科举考试的制度，使那些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考试，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执政者，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国家政权向普通人民开放。
科举考试是一种较为公平的政治制度设计，这种设计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世界上最为奇妙、最为特殊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它的优越性就在于，任何人都有竞争的机会，机会是均等的，只要你有才华，就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走向国家权力的高峰。而国家可以通过考试和考察，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然后再派他们到地方上去做官，皇帝通过他们来管理国家。
由于大量的人才进入中央和地方政权，使唐朝社会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从那以后，在中国的农村，就开始形成了耕读传家的历史传统。而且，从唐朝科举制度实行以后，中国世袭门阀贵族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因为进入官场不再依靠门第，而是通过考试，没有才能的贵族子弟就逐步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当然其中仍有一部分权贵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和捐钱得到贵族的地位，但毕竟已不是社会的主流，而且要世代相传，也并不容易。唐朝刘禹锡曾写诗感叹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唐朝，门阀世族并没有产生。李林甫为相多年，一旦下台，他的子孙也不能继承他的地位。杨国忠依靠杨贵妃得到宰相的高位，一时权倾朝野，但杨贵妃死后，杨家就彻底衰落了。
门阀世族的衰落，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也因此丧失了一支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强大力量。从长远的影响看，科举制度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不容低估的。在政治上，它是皇帝专制制度日趋成熟的标志。因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达到做官的目的，找到政治上的出路，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既无需通过造反获得政治地位，也无须依靠家庭门第的荫蔽登上政坛，更无需巨大的财产才可以做官，而且一旦考上进士、便为天子门生。所以，他们对皇帝充满感激之情，其对皇帝的崇拜和忠诚，对专制的官僚制度的维护，就达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忠君保民”就成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一方面执行着皇帝的命令，维持着大一统的社会局面，一方面严格地管理着地方，对老百姓进行控制。
科举制度为皇帝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而皇帝则依靠这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来实现对人民的统治，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于是，皇帝与知识分子之间，就以科举制度为纽带，而紧紧地联系起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制度就因此完全的稳固了。从此，知识分子就不再反对皇帝专制，不再对皇权产生怀疑。他们忠心耿耿地把皇帝的命令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并把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使大一统的目标得到完全的实现。
应该说，唐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从程序上来说，是一种先进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因为它是公平竞争的行为。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采取考试的方式来进行选拔的。但是，它又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它落后就落后在考试的内容上，完全以儒家学说为考试内容。在唐朝的时候，考中进士的人，都是一些儒家文人，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好，可是他们不懂法律，没有现代司法程序的常识，没有宪政知识，不懂得司法公正对于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性，判案的随意性和酷刑的滥用，使国家的权力无限扩大。而且，他们也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不懂得发展工商业对于国家文明进步的决定意义，没有自由和人权意识，所以，他们就成了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固基础。
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之所以后来一直没有出现根本的革新，科举制度的实行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当这批人都不再对皇权专制制度产生怀疑时，社会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科举制度统治中国一千三百年，通过这样的制度，皇帝严格地控制了知识分子，从而强化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第三，各种典章礼仪制度强化了等级秩序。
在刘邦之前的历代君王，包括秦始皇在内，都没有大臣向君主跪拜之礼，君臣相见时的礼仪，只是打拱作揖，君臣说话时，都是坐着说话，有时候还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争论问题，形式上是平等的。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开始也是这样的礼仪。他是农民出身，开始对儒家繁琐的礼仪也是很讨厌的。儒生郦食其去拜见他，他态度很冷淡，他还把儒生的古怪的帽子摘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他当了皇帝以后，开始君臣之间也是比较随便的，有时候大家一起喝酒喝醉了，有的大臣和将军还当着刘邦的面骂娘打架，甚至还对着皇宫的柱子撒尿。这当然是很粗野的，开始刘邦还可以容忍，可是时间长了，刘邦就觉得这简直不成体统。为了显示自己有超越秦始皇的威严，刘邦在儒家文人叔孙通等人的唆使下，一改过去蔑视儒家繁琐礼仪和与大臣、将军们平等相处的态度，而导演了一场最为恶劣的君臣朝仪的丑剧。
那天早晨，经过叔孙通等一百多位儒生精心策划的丑剧开场了：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中，大臣和将军们按照自己的官职大小，一排排跪在地上，脑袋朝下沾地，屁股撅起朝天，大气也不敢出，宫殿上沉静肃穆。随着“皇帝驾到”的一声声传令传来，只见刘邦坐着特制的“辇车”里，由宦官拉动，缓缓出现在金銮宝殿之上，两厢禁军森严，顿时，“皇帝万岁、万岁、
万万岁”的喊声震动屋宇，其庄严肃杀令人人惊恐。人人都只能屁股朝天，从地面上仰视尊贵的皇帝，这是一种世界上最为丑陋猥琐的姿势。刘邦在龙椅上坐定之后，才慢慢喊道：“众卿平身”，大臣和将军们这时才能在“谢皇上”的答声中站起来。
这丑陋的一幕，这是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侮辱。但刘邦和儒家就是要用这种朝仪来显示皇帝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以此来对中国人进行精神奴役。如果哪位臣下动作不合要求，就有可能犯了“失仪”之罪，轻则可能被罢官，重则可能被杀头。从此以后，满朝文武都战战兢兢，再也没有人敢与皇帝平等相处了。一场宴会下来，刘邦喜笑颜开，说道：“天哪！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当皇帝的威严！”他立即提拔叔孙通担任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斤，叔孙通的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
一度对前途绝望了的儒家信徒们，终于迎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命运转折点，从这时起，儒家改变了长期被冷落的处境，开始真正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孔孟时代一度对君主暴政具有某些批判精神的儒家学说，到此时，已经完全堕落成为皇帝的御用工具，儒家信徒也开始堕落成为皇帝的奴才。
从刘邦开始，不仅皇帝的话成为了圣旨，而且，人们见皇帝的面还要下跪，三叩九拜，甚至连接圣旨也要下跪。皇帝此时已完全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物，不仅跟他的人民，就是跟他最尊贵的大臣，也隔开了很远的距离。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君与臣甚至与百姓之间的亲密相处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皇权从此日益膨胀，可以无法无天。中国的帝王政体，遂走进了一个永远看不到光明的黑洞，坠落于无底的深渊。
强化各种礼仪和等级秩序，对中国人思想上的奴役，在唐朝之前是多方面的。例如建筑，朝廷规定了严格的高度和规模，如果谁的房子在高度和规模上超过了皇宫的建筑，将有谋反的嫌疑。在衣服的穿着上，颜色和花纹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违反。文人在写文章时，对皇帝的名字必须避讳，如果是同一个字，就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字代替。皇帝的话就是圣旨，皇帝的身体就是龙体，甚至连皇帝死了，也成为殡天。等等这些严格的规定，都神化了皇帝的权威，使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崇拜皇权。
由于大一统的皇帝专制制度的确立，各种等级秩序的强化，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春秋战国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也是比较平等的。如曹刿论战的故事，就体现当时社会的平等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后来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时的知识分子游说国君，基本上取一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希望有君主采纳他的治国的政策，可是他的主张并不为各国国君采纳，于是他回到乡里创办学校，向学生讲述自己的学说，也没有哪个国君因此而怪罪孔子。后来孟子等人也是这样。
当时的大臣们对国君也是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当国君处理问题发生错误或者自身出现腐败时，大臣们也会提出批评。如果国君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继续与国君合作，努力治理国家。而如果国君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国君，而到别的国家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君也不能加罪于大臣。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很少有以言治罪的事情发生。大臣也没有忠于国君的义务和责任。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真正因为批评国君遭到杀头的人，只有伍子胥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而吴王夫差之所以要杀伍子胥，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伍子胥提了一些不同意见，而是因为夫差怀疑伍子胥有谋反的动机。
孟子、韩非子等人都认为，对国君提出批评，也就是臣子进谏是出于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一种必须尽忠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认为，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批评，那么就留下，如果国君不接受自己的意见，那么就离开，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政治立场。孟子非常明白地说道：“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即使是对国君非常忠心，也应该“三谏而不听则去，不去则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和大臣与国君的关系只是一种朋友的关系，是平等的，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分开。没有谁要对谁尽忠的责任和义务。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之后，特别是汉朝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之后，这种君臣在人格上的平等关系也不再存在了。由于臣下失去了选择君主的自由，失去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现实基础，失去了人格独立的基本条件，所以，臣下不得不屈从于皇权专制的威力。君臣关系也就由朋友和合作的关系，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的关系。皇帝对臣子的人格尊严也不再尊重，对人民的言论自由也不再采取保护态度。
虽然从汉朝开始，国家建立了谏议制度，鼓励臣子对君主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在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的思想禁锢之下，这种进谏已经不再是出于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而成为了“纳诚”，即献忠心的义务，对臣下提出了“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的政治愚忠要求。为了尽忠，臣下必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被砍了头，也要心甘情愿，并视为自己的一种光荣。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舆论监督的方式，不再是制约权力的武器，而成为了一种向皇帝表忠心的手段。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和魏征勇于直谏的事迹，成为了后来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所以，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就再也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意义了。皇权也就在无形之中更加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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