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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将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主体民族叫作华、夏、华夏或诸夏。华夏族在中原建立的国家是为夏朝。作为交际礼仪重要物质形态的饮酒，在夏朝时已十分盛行。有的文献很形象地描绘出他们痛饮的场面：醉了的人扶着没醉的人，没醉的人又急忙扶住喝醉的人，并且嘴里不停地嘟嘟哝哝地唱着歌活现出酗酒成风的情景。俗话说，无酒不成礼仪。历朝历代的社会中都有为交流沟通而群饮的习惯，在群饮中应该有相关的礼仪指导行为，但历史上此礼仪却少见于文献，我们也因而对此知之甚少。
中原
婚恋是交际礼仪中尤为重要的部分，《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水，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涂山氏之女命其妾站在大禹必经之道旁，见大禹来了，便放开歌喉：“等你呀”以转达主人的爱慕之情，直接、热烈而率真，省却了繁文缛节的障碍，和今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婚恋时对歌礼俗相差无几。夏、商、周三代，当进入中原立国之后，都尊黄帝为自己的祖先。所以，华夏族交际礼仪共识于黄帝时代传承下来的礼仪核心，亦即统一于华夏交际礼仪。同时，也发展了交际礼仪文明。《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
西南地区
这里所谓礼，虽然主要指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也包含交际礼俗。“一也”即一脉相承之意。《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在强调“因于”，就是指继承关系的同时，又指出有所“损益”，即变化发展。事实上，每一个民族的交际礼仪，都以本民族固有的习惯为基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夏、商、周交际礼仪的发展，是黄帝到尧、舜、禹时代，以长期融合而成的华夏交际礼仪为基础，同时也不排除商人吸收东方的东夷文化和东北的燕文化；周人吸收西北的戌、狄文化，以至南方的苗蛮文化等。
西北
华夏民族之所以如此地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礼仪日渐完备、有适应性，就是因为这种吸收和融合的结果。以宴饮为例。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宴饮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成为庆典活动和交往的礼仪形式。为了适应这种礼仪性质，对宾、主在宴会中的行为、使用的食品、食品的陈放形式、音乐、环境布置等均开始有了一系列烦琐的规定。例如规定了宾、主应酬中酒的数量和饮酒的秩序及许多礼貌；规定了宴会的席位座次等。又以文字为例。文字作为书面语言，主要与交际需要相适应，也对交际礼仪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或促进作用。汉字兼有象形表意的综合功能，其间有一部分至少是比较原始、客观地记载了夏、商、周交际礼仪习俗。
宴会
例如宾、客，甲骨文里的宾，上面像屋形，下面从人从止，意思是客人来到屋下，即宾客到门，本义是客人或者贵客。《仪礼·士冠礼》：“主人再拜，宾答礼。”是指以宾客之礼相待。客，比甲骨文稍晚的铜器铭文里有此字，上部像屋子，下部“各”是到的意思，即从外面而至，亦即有人自外而入，即所谓拜访。由此可知，在阶级社会初期人际交往的频繁，华夏民族好客的古风又如“契”字，上部的像木棍，三是刻成的印记，“丰”像一条木棍上刻成印记，这就是古时的契据。“刀”为刻的工具，“大”为大小的大，即大家必须公正、自觉遵守，任何一方不得私自随意在棍上刻划。
甲骨文
说得直白些，如甲向乙借了三把石斧，则在木棍上刻三条横道，将木棍对着刻痕剖分为二，各执其一，甲奉还时，拿出自己所执一半契与乙验合，以证借和原物相符。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有人捡到判契，高兴得发狂，以为天外飞来横财此相当于现在的借贷交际礼仪。这种礼仪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大宗买卖时，双方所立约据的末尾一定会写上：恐此后口说无凭，立此契据是实。如果说夏以前的交际礼仪还无法摆脱史前传说的嫌疑，那么被公认为信史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典籍上所载商、周礼仪，有大量的出土文物佐证，是不容置疑的。
石斧
这三个朝代所处的阶级社会，整个礼仪的思想基础都建立在对上帝、鬼神、天命的迷信上，从出土的ト骨、礼器和殉葬品以及传世的文献资料来看，足见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在诸多频繁的祭祀中又有等级身份的区别，于是交际礼仪的内容和形式，在尧、舜时代一脉相传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关系，而且形成传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载礼仪的书，就是周初之时“周公制礼”所流传的周礼。《礼记·明堂位》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摄政于成王。”
祭祀
通常认为传世的《周礼》和《仪礼》就是周公的遗典，并与其释文《礼记》同为后儒的经书，总称“三礼”。尽管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仪礼》是先秦时代部分礼制的汇编，所以包容交际礼俗看来是不应怀疑的。因为《仪礼》所讲为士所习的礼节，汉人称为《士礼》或《礼经》；又因其所讲为具体仪节，不是礼的意义，晋人改称为《仪礼》。以上情况说明，《周礼》和《仪礼》未必全出自周公之手，史传的周公制礼，可能颁布了一套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典章制度，即礼制，构成了《周礼》的原始形态这套由周公奠定的典章制度。
奴隶
不仅从文字上确立了礼制的历史，而且还从概念上承认了包括交际礼仪在内的礼俗历史，对后世交际礼仪有很大的影响。自周以后，礼开始分为国礼和家礼，国礼即原来的礼仪制度，家礼即交际礼仪所在的礼俗。特别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分化尤为明显。《管子·牧民》中有“大礼”和“小礼”之说，注释为：“礼之大者在国家章典制度，其小者在平民日用居处行习之间。”此外，庶民中的礼仪习俗，是礼制制定的一项重要来源，这就是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故《礼记》有“礼从俗，事从宜”的说法。
春秋战国
正因为这样，在《周礼》（大礼）中仍保存着部分交际礼仪习俗（小礼），且至今还在民间世俗中起作用。如关于言、坐、立、行、出，在老者面前，在父辈友人面前，等等，均有详细礼仪。比如《礼记》开篇的《曲礼上》云：“《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翻译过来：“《曲礼》说：不要不谨慎，态度庄重像有所思虑，说话要安详肯切。这样才能使人幸福啊！”这就是当时用于交际的说话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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