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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起名字的习惯，所以名字能反映出某一个时期的文化传统，社会风气，比如我的父辈那一代就有很多叫建国，建军，反修的。而八零后受到韩剧或一些网络文学的影响所以造成一些名字的重名率特别高，比如说：梓轩、子涵、俊熙等。
古代也是如此，古人起名字的倾向也能体现出当时的文化，比如梁武帝小字练儿，练是指道家修炼，梁武帝家世奉道（后来改信佛教），可见当时道教对世家大族的影响之深，今天我们就分析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的名字的特征，以及背后反映出的民俗和文化。
1. 名字中的体现出老庄玄学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再次统一，儒家经学衰微， 宣扬老庄思想的玄学兴盛， 玄学批驳儒家的仁义道德，抨击其对人的个性的束缚， 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发源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和庄子，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也就是说人们所说的道教是东汉时候的事情。
庄子
在这一时期道家所经常用到的如玄、真、符、灵、天、静、仙、寿等字经常出现在人名之中。
有学者统计两晋南朝正史中“玄”字名共 67 例，比如《晋书》中32 例，如：《晋书·许迈传》，许迈（字叔玄）“少恬静，不慕仕进……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此例为“玄”字名受道家影响的代表。
2. 名字中印证了佛学的推广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高速发展期。在东汉之后国家几经动乱，黄巾起义，三国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整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已经被战火折磨的支离破碎。在战火中的人们需要在精神上寻找慰藉，而佛教作为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恰恰可以适应时代的精神需求，满足人们精神上的要求。这时候佛教信仰深入人心，特别是梁武帝等皇帝笃信佛教，全国各地有大量的造像活动，这一时期也留下了非常多的佛家雕像的艺术品。
梁武帝
在魏晋时期，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人民对于佛理的理解还在表层，这时候受到佛家思想影响的人们起名字也会直接用佛家人物的名字。比如佛陀出家前的名字，乔达摩悉达多，佛陀的弟子大迦叶等，会出现在人名中，比如《宋书·鲁悉达传》中的鲁悉达，《梁书·萧渊藻传》萧渊藻（小字迦叶）等。
在南朝时期随着人民对佛理的理解的深入，惠、慧、圆、照、等表现佛家深层思想的词广泛应用于人名中。《无量寿经》中有：“专请白法，惠利群生。”，以惠命名，体现了命名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南朝正史中记录名字中有惠字的二十三处，比如在《晋书》中的何攀（字惠兴）、刘柳（字叔惠）、郗僧施（字惠脱）、孙惠（字德施）等。
魏晋时期敦煌壁画
另外，在南北朝时期的小名中大量出现“阿”与佛教的传入也可能存在关系，如阿瞒、阿斗、阿敬等，佛教中的阿弥陀佛、阿罗汉、阿育王、阿难陀等名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当时人们以 ‘阿’作为发语词，兼表昵称而普遍地流行。
3. 名字中民间习俗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造像运动，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在集资建造了佛像之后会把捐赠人的名字也刻在石碑上，这也算是对捐赠人的一种回报，似乎这种传统在现在仍有，比如集资办学后会把捐款人的名字刻在教学楼前面。
这种传统就留下了大量的中下层人物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往往不受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可以反映出底层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比如在这个时期的底层民众中大量出现以“桃”作为名字的现象：北齐天宝八年，刘碑造像刻有邑子刘桃棒；东魏武定七年义桥石像碑上刻有阴文，繁桃树，薛桃，杨桃树（桃树的重名率很高）；而各地存留下来的魏晋时期的碑刻文物或者历史典籍中大量以“桃符”、“桃枝”、“桃棒”作为字号的人物。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时道教的兴起有关，这时候的道教带有原始的巫教的色彩，通过驱邪捉鬼来赢得信众。道教讲究捉鬼画符，而桃树作为驱鬼辟邪之物经常被道教作为驱鬼的工具，久而久之桃树就成为了辟邪之物。让名字中带有辟邪的桃树，是魏晋时期底层民众名字中带有“桃”字的重要原因。
道教符咒
不论是在正史中有记载的人物还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从古人的名字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文化和风俗，值得后来者去细细体会。
参考资料：《人名文化新论》、《魏晋南北朝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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