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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是花费精力去进行“出处考据”，还是根据字面含义去分析推导，其实并不矛盾，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
“出处考据”有什么用呢？其实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出处进行考据的影响要比对事件的分析更有用。
举个例子：马未都先生和北大教授的一次辩难
马未都先生在国内的收藏领域里是大名鼎鼎的存在，堪称大家，其看待问题的很多角度都对国人产生过深远影响。
大概五六年前吧，他在一档综艺节目的现场，和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出现过一次辩驳，在之后更是单独出过一则视频来讲解这件事情。
而二人围绕的问题就是“司马光砸缸”这一故事的真实性。
在现场，马未都表示，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所以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明确这个故事到底教给人什么道理，而不是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换句话说，马老师的意思就是，做学问也好，兴趣爱好也好，能对人产生实际作用的道理要比一个是否“真实”的答案更重要，对人的影响更大。
其实这个观点虽然比较有道理，但在看待学术考据的时候有些偏颇，将对历史的研究和探求真相等同起来，自然也是遭到了赵冬梅老师的反驳。
于是，二者就“司马光砸缸”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展开了一场不同角度的精彩辩证。
马未都问赵冬梅，“司马缸砸缸”这一故事的真假。
赵冬梅现场说，这一故事最早的记载大概在《墨庄漫录》当中。《墨庄漫录》是北宋人编纂的一部书，被收在了《四库全书》子部之中那个，很多典籍都曾对其进行引用，可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而这个故事在《宋史》当中同样有记录：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根据现有很多的史籍资料来考据的话，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真实发生的。
注意，赵冬梅老师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所采用的角度还是在“考据”之上，通过典籍记载以及故事流变、流传的细节，来判断历史记录的真实程度。
然而，马未都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尖锐的观点。
他说，在宋代能淹人的大缸还烧不出来，依据是在如今的文物体系中找不到这么大的宋代缸。
马未都是从文物的角度来探求历史，对“司马光砸缸”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一个反证。角度其实是在晚晴民国时期出现的“二重证据法”，即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出土过宋代的“大缸”，就能证明这个故事是编造的吗？
这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个故事进行考据。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老师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资料的详实程度要比现场论证更为充足。除了给出已经出土的实物证据、壁画信息等等之外，有一点值得注意。
杨静荣老师表示，马未都曾经在视频中提到的，司马光砸的可能是“瓮”而不是“缸”的说法，其实不能成立。
瓮和缸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瓮”是收口的，它最粗的部分是肚子；而“缸”是开口的，最粗的地方在最顶端的开口处。
那么，《宋史》当中也说是“一儿登瓮”，难道说“砸缸”还不是有问题吗？
在这里，杨静荣老师通过文献记录以及实物器型来考证，在宋及宋以前烧制的“瓮”和“缸”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在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当时存在“瓮”也可以叫做“缸”，“缸”也可以称为“瓮”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清朝依然存在，比如故宫用来储水的铜缸，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瓮”，但依然被称为“缸”。
那么，“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不论是“缸”还是“瓮”，其实都不算错，毕竟历史记载是有时代性的，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来看这句话。
说一个更形象一点的事情，民国时期的作品当中经常有“地”、“的”、“底”等混淆的现象，比如写“我的心”，经常被写作“我底心”等等。
今天并不把这种现象列为语法错误，就是因为当时的白话文环境就是这样，尚不成熟。
所以说，如果单听从马未都先生在“器物学”方面的论据，那么可以肯定的就是，司马光砸的是“瓮”而不是“缸”，所以“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以讹传讹。
但如果从考据学角度出发，知道了当时“瓮”和“缸”在史籍等作品中的记载是通用的，就知道“司马光砸缸”故事的真假并不能用“瓮”与“缸”的区别来评判。
再举个例子：更为细致的考据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真相
上面一个例子，我们讲了“考据学”可以用来证明一件事的真实性，我们再说一个用文献的“考据”来证明故事的虚假性。
还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讲，孟姜女在长城边哭自己因为修建长城而死去的丈夫，其心至诚，于是长城崩塌，其丈夫的尸首才得以被发现。
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呢？
那就是，秦朝征调民夫修建长城，导致百姓流离，家庭破碎，用来批判秦国暴政，反对封建时代的官府对百姓的压迫。
如果单从字面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只有这一点了，这也就是马未都先生所倡导的借鉴“历史残存的道理”。
但是，这个故事的含义早就被人所熟知了，那可不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地考据，来发掘更多的有益于人生的道理呢？
那么，就需要将这个故事的道理进行提炼，孟姜女的故事出现于何时？在传播过程中有什么流变？这些都需要对这个故事的历史记载进行“考据”。
我们能找到的以批判“秦暴政”为旨归的最早记载，就是唐朝贯休的一首诗《杞梁妻》：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这是能见到的第一次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放在了秦代的背景之下。
从此出发，可以发现，后世很多的戏曲、传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有不同的名字：
杞良、范杞良、范希郎、范喜郎、万喜良
但是，因为讹误、方言等原因，这些名字的发音都和“杞梁”接近，所以认定，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杞梁妻。
然后再对有关“杞梁妻”的故事进行文献的追溯，既然是批判秦无道，那么就把眼光放在汉至唐这一阶段，那时故事都是如何讲述的，与后世有多少不同。
于是，就找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两种说法。
曹植的《黄初六年令》记载：
杞妻哭梁，山为之崩。
从此可以看出，并没有秦朝背景，哭崩的是“山”而不是“城”。
那么，“崩城”的情节又是出自何处呢？
这就找到了西汉刘向的《说苑》：
昔华周、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厄。
从这里可以看出：
第一，杞梁妻哭崩的是城第二，杞梁是战死的，和修长城无关这样就得出了结论，至少在汉代，“崩山”还是“崩城”没有定论，但肯定不是“崩长城”。所以说，孟姜女的故事至少在这个时候和“秦无道”的主题无关。
顺着这个线索，可以再向上追溯，“杞梁妻”的故事到底出自何处？在当时表现的是什么内涵？
《孟子》中对这一事情有记载：
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在孟子的讲述中，齐国人杞梁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擅于“哭”的人，以至于很多人都对其进行效仿。
也就是说，杞梁妻的哭并不是很悲惨以至于打动上天，而是她自身哭的方式很有美感，之前就声名远播。
孟子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们会效仿他们认为“美”的行为。
《礼记》当中对这一事件同样有描述：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
这个“哭之哀”大概就是后来“崩城”、“崩山”、“崩长城”的依据了，和古代诸如“余音绕梁”、“响遏行云”等等夸张用法一样，只是表示哭的程度。
而《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当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更为详细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这个记载就更有趣了，是说杞梁妻不愿意在荒野祭奠自己的丈夫，于是齐侯就去了她的家中，按照礼节对杞梁进行吊唁。
《左传》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讲“礼制”。
从这些文献记载就能看出，杞梁等人生活的年代和秦始皇还差得很远，自然没有“秦长城”可以崩毁，甚至连“哭”的情节都还没有产生。
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考据，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本意已经被掩盖掉了。用来批判“秦无道”的说法，实际上是后人对其有意地扭曲与编造。
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来研究，这个故事出现流变的背后，是否有着对时事的影射？某些书籍的记载是否可信？以及这个故事是否带来了新的时代描述等等。
你看，除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带来的道理之外，通过对文献的考据又发现了很多新的值得学习的道理。
所以说，考据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断事件的真伪正误，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更多的值得借鉴的道理，以及更多的历史细节。
这就好比，我们发现了用水可以洗菜、淘米，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洗菜水、淘米水冲马桶、浇花等等，不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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