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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衍化与群体的参与：《西厢记》的创造轨辙
《西厢记》卓越的艺术成就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逐渐孕育形成的，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着华夏文化的精华，而并不属于王实甫一人，故清人金圣叹说“《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父此一人所造”。
《西厢记》主要演述崔莺莺与张生曲折的爱情故事，故事的源头便是中唐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又称《会真记》、《会仙记》，讲述唐代贞观年间，张生游于蒲州，住在普救寺，恰巧姨母崔夫人携女儿莺莺和儿子欢郎住在这里。时逢乱军“大掠蒲人”，崔氏母女“旅寓惶骇，不知所托”，由于张生“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
事后，崔张得以相见，引出了一段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如情诗挑逗，待月西厢，幽会私合，长安寄书等。故事的结局是“始乱之，终弃之”，“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作者称“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莺莺传》问世后，因为故事本身就很富有戏剧性，又很适合当时文人的思想情趣和意识，因此受到士大夫们的喜爱，广为传播。
元稹还写了《会真诗三十韵》，他的友人李绅为此写了《莺莺歌》，白居易等人也都有诗唱和。故鲁迅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又谓“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指出了作品的生活基础及艺术特点。
入宋之后，元稹的这篇传奇被收入宫廷编辑的《太平广记》，并成为民间说唱的题材。人们以各种不同的体裁、形式传颂这个故事，以至于家传户诵，妇孺皆知。据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叙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可见传播广泛。
苏轼的门人秦观、毛滂就分别用当时盛行的《转踏》调笑令或“调笑”的歌舞曲形式咏其事。但因体裁短小，容纳量小，不能写出完整的故事。赵令畤深憾于此，便采用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民间的说唱形式鼓子词，写了“句句言情，篇篇见意”的《商调蝶恋花》“会真记”，以十二支曲子和各曲前后的散文道白，连说带唱，使内容和形式都充实、扩大了，并且否定了《莺莺传》所谓“始乱终弃”“善补过”的落后部分，使崔张的爱情故事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宋金对峙时期，金章宗时，在中国北方，董解元又把崔张故事改编为诸宫调《西厢记弹词》，俗称董西厢，将不足两千字的传奇，拓展为八卷约六万字的长篇讲唱文学。除演述崔张故事外，又加进了郑恒、法聪等人物，使故事更为曲折，并且改变了《莺莺传》宣扬封建意识的主题，赋予了崔张故事以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在人物和情节上也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董西厢是现在流传下来的所有崔张故事的文学作品里第一部打破悲剧性结局的著作。作者改变了张生轻薄少年的形象，也不再把崔莺莺看成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最后让崔张双双出奔，表现了“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
《莺莺传》的矛盾冲突主要在崔张之间，而在董西厢里，则形成了崔、张、红与老夫人、郑恒两方的矛盾冲突，这就使主题思想上升到反封建制度、背叛封建礼教的高度。崔莺莺成了“相国小姐”，她经过了曲折的斗争，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与张生结合，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自献之羞”都不能阻挡她为追求幸福而斗争，终于成为胜利者。
张生也由“始乱终弃”变为对爱情坚贞不渝，把功名置于第二位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人物。红娘和法聪既出谋又出力，对崔张的结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崔老夫人在传奇中几乎是一个没有性格、没有行动的人物，到董西厢里，却成了矛盾冲突一方的代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董西厢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与董西厢同时流行的有关崔张爱情故事的还有话本《莺莺传》、宋官本杂剧段数《莺莺六幺》、金院本《红娘子》、南戏《崔莺莺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虽然不知其思想内容与艺术的创造如何，却说明了人们参与创作的广泛。
元代统一全国之后，这些在南北流行的有关崔张爱情故事的各种戏曲、讲唱形式，又重新在大都、杭州等戏曲中心汇合起来，得到了交流。王实甫正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戏剧天才，重新进行了艺术的再加工、再创造，写成了一部思想和艺术都臻于完美的《西厢记》。
西厢故事经过了近五百年的流传，其不断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加工、不断创造的过程，也是不断溶进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意识理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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