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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日本《世界周报》1月27日号刊登前外相、众议院议员小坂善太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恩来总理给我的印象》，全文如下： 巨星陨落 把周恩来总理逝世比作“巨星陨落”是合适的。在四分之一多世纪的长时期里，从建国以来，一直身为新中国的总理的周总理的言行，如实地反映了中国走过的历程。他是在亚洲灿烂地放射出光芒的明星，给是政治增添了巨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周总理对日本怀有的情谊，紧紧地抓住了所有会见过他的日本人的心。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66年9月，当时我在古井喜实议员的建议下，和几位同僚访问了中国。那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原文如此——编者注），在北京及其他城市的马路上，尽是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唱着毛泽东赞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这种气氛中，青年动不动就行动过火。可是，周总理亲自到最先进的分子所固守的清华大学，同他们讨论，说服他们。 当我称赞他的气魄时，周总理破颜一笑，对我说：“不，我老了，不行啦。你年轻，叫人羡慕。”他和蔼的态度是我在那以前完全没有想像到的。我当时想：这就是他的魅力啊!可是，他有时闪烁出炯炯的目光，表露了他在革命的风暴中锤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带着幽默的口吻对我说：“你在担任外务大臣的时候来就更好了。北京的机场始终为日本的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开放。”我从他的谈话中，感到了不可言状的温暖和他对日本怀有的亲爱的情谊。 希望日中子子孙孙友好 第二次是在1972年9月，我作为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归纳了党的决议以后，和24位同僚议员访华。 当时也带着为田中首相访问中国铺路的任务，所以前后同他见到了3次。我回想起，我们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一会谈，情况就立即报告了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为速度之快感到惊讶。其中一次会见是在凌晨3时左右，周总理以相当激烈的口吻责备了自由民主党的做法。但是，即使当时，周总理也对我个人的立场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圆满地作了处理。 他引用“喝水不忘掘井人”这句中国谚语，对我说：希望日中两国今后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亲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作出了努力的人的功绩，并且不要求日本赔偿。这不是日中谈判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中国方面重视今后的目中友好的自主决定。在鄂次战争中，日本打进中国领土，给中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日本应该铭记在心。 我回想起，周总理在他主持的宴会上，举起斟满茅台酒的酒杯向我们敬酒，特别是对在后台为谈判作出了贡献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当时）桥本，问道；“桥本先生在哪里?”使坐在末席的桥本君深受感动。这活灵活现地显露了他作为一位本领高超的人的面貌。他还应一位代表团成员的请求，用他不灵便的右手，长时间地为大家签名。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像他那样身居要职的人，非常直爽的一面。 1974年，日中航空协定签订以后，双方的友好访问团搭乘了第一趟班机，我以团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那时，周总理已经住院，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我们。当时正逢国庆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特意从医院前往参加，精神饱满地发表了讲话，全体参加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举着茅台酒向主宾席上的人致意，他也走到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目光注视着我的眼睛。 天才的思想 去年9月我去北京，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时，他说：“周总理曾经强烈地希望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后到日本去，可是，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听了，心里想：病情相当严重了吧！我暗暗地衷心祈祷他康复，但是，如今他已逝世了。 人们常常说周总理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天才，我却认为他的思想是天才的。1955年万隆会议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中国不做超级大国”、“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样一些天才的思想，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遭受外国帝国主义欺凌，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的痛苦经历中凝聚起来的哲学，同时也是创造今后世界和平的新的哲学。 上面已经说到，从日华事变到战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给中国造成了许许多多苦痛。而中国说这些“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把将来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看得更加重要。这就是毛、周领导的对日政策。对于这样一个政策，难道我们在正确地作出响应吗?如果说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玩弄小权术，至今还拖延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把中国只看作做生意的对象，那么，就需要借此机会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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