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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科学专家在谈到现代科学结构体系时指出，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几何的难题，要想一下子求解证明不那么简单。为了完成这一逻辑推理任务，总结出一条最简捷明快的系统知识就是“数学”，这是符号逻辑。而符号逻辑推理的简繁与选用的符号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中世纪以后，中国符号逻辑(数学)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和选取符号的繁琐不便有直接关系。在《九章算术》中对“勾股定理”的描述是，勾方加股方等于玄方。而在西方的直角坐标中就表示为X+Y=R，这种表示显然简捷明白得多，而推理也简便得多。如果我们再对符号逻辑的前提进行讨论，就会发现，不管数学的演绎多么复杂，都是从一定的观念、公理、设定出发(有人称为形式化公理系统)。而对这些观念、公理、设定的研究又必然是概念的逻辑。这时对概念的分析，就越过了形式逻辑的范围，而必须要辩证地分析，就是面对现实的问题对观念、公理、设定不能容纳新的事实时，观念就要转变。这种观念的转变是不能用原有观念加数学推导出来的。
比如，对伽利略变换无论如何推导，也推演不出“时空相对性”的观念来。这就是概念逻辑的辩证法。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由语言逻辑上升为符号逻辑，再由符号逻辑上升为概念逻辑。而正是概念逻辑表现了人的创造性。在《三国演义》中，知道需要箭就只能打造的鲁肃，不管“算”得如何快、如何精确，也算不出“草船借箭”来的，而诸葛亮用概念逻辑，把握了从“无箭到有箭”不会只有一种方法——打造，可以去买、去偷、去抢、去借(去骗)，结果用“草船加一壶酒借来十万支箭”，解决自身的生命危机。总之，就人们的知性对现实的认识探索而言，可分为三个层面，语言逻辑、符号逻辑和概念逻辑。（新华社高级编辑 杨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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