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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大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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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电影都是一段或几段故事，或真实改编，或艺术想象。写故事的人是作者、编剧，说故事的人是导演，再用木棒和棉线操控着演员把这个故事演出来给观众看。写故事、演故事固然重要，但在电影里，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说故事的人。同一个故事经过不同的口来演绎和表达，到接收者那里，就会得到全然不同的反馈。
一部电影拍出来，观众给出的评价常常粗暴简单，要么好看，要么不好看。当然那些惊鸿的大制作、大场面影片即使故事线条略苍白，也会有视觉冲击来弥补情节的不足，这些电影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范畴；我今天想说的，就是那类朴实简单的故事片。
窃以为故事片的质量可以分为三种层级：
第一层，好的故事片会把你带入那个场景情景，让你步步紧随电影里主人公的命运。你不禁由人及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更会停不下来地思考——说故事的那个人用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你，不仅用清晰严谨的逻辑表达了自己，还把一种价值观和独特的视角传递给你，同时也给了你开放的可供自我理解、深思的徜徉空间。
第二层，讲故事的人清晰地讲清楚了这个故事，观影人也能直白地get到讲故事人的思路。
第三层，讲故事的人心里似乎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述说，奈何电影的篇幅过短，故事讲起来是万绪千头。宛如一个不会表达自己却饱含深情的人，急得涨红了脸，但却吞吞吐吐词不达意。观影人只能半听半猜，稍有智慧和耐心的，会沉下性子明白个八九不离十；性子急的，注意力就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了。近来上映的《无问西东》就是这么样的一部电影，口碑两极分化，有情怀体会了深意的觉得是部好片；不感兴趣的甚至拍屁股走人，不愿坐在影院里耗时间。
但电影和表演是容不得解释的，好就是好，不好其实是因为说故事人的表达能力有所欠缺。本片的不少影评文章写的比原电影还要好的多，这更侧面印证了电影叙事上的弊端。
清华百年，从1920至今，电影选取了民国、抗战、文革、当今四个时段，讲述了四段有时代代表性的故事，想要传达不同的情怀与追求，也有心地把四个故事关联在一起，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主线不清，故事多流于表面，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时代虽有提及但又似乎都浅尝辄止未触及内核，带给观众一种似乎什么都看到了但又却什么也抓不住的感觉。
当然，电影也并非没有能够带给我们启发的细节。
1920年的吴岭澜在青年时期远离人群、花费时间来思索究竟要怎么度过这一生，这似乎是个矫情的、毫无意义的、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想的事情，去做就可以了；但其实那些伟大的人物也都曾花费时间与自己相处，从不放弃对自己的真实。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富家子沈光耀放弃学术研究的前途，毅然从军牺牲自己，只因“民族到了存亡时刻，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沈光耀背后的原型人物是沈崇海，试问自己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但如果年轻的我生活在那样的年代，我是否能成为那个定期到贫民窟给孩子们空降食物的“晃晃”？尽绵薄之力以表为人之赤诚、同情、正义之心，是不分历史时代，都应当坚持的事情。
在1960法治尚不健全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毫无人权地被拉上审判台公开羞辱，当个体的嫉妒演变成群体的罪恶，作恶的群体中的个人又都好似那么的无辜。孱弱娇美的身躯被践踏在众人脚下，启示我们“若无法治，美丽凋零”。而陈鹏对敏佳的爱却清醒又让人感动，接纳她的真实，拥抱她的真实，做那个为她托底的人。这大概是对“我爱你”最朴实的践行与表达了吧！
写到这儿，发现这部电影不但让我思考了本片的不足与可采之处，更由此想到了什么样的故事片才算的上是好的故事片的话题来，至少也算引我深思的电影，算不上太差。
正如昆明的雨季来临，豆大的雨点极速地打在铁皮屋顶上嘈杂作响，响声大到饶是先生声音再大学生也无法听清究竟在讲什么。索性放下书卷的先生在黑板上写下遒劲的几个大字“静坐听雨”，光是这样的意境，就足让人沉铭许久。
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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