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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中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可以说现在学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即使没有使用这一学派的方式，但也受到过这一学派的恩惠。
“乾嘉学派”鼎盛于乾隆、嘉庆时期，因此得名。但因为特色比较突出，十分注重“考据”与“实证”，很明显地区别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流派。
比如，因其学术研究的方式，被称为“考据学派”；因为其较为朴实的文风，被称为“朴学”‘因为其于宋明“理学”思想的对立，故称为“汉学”。
其实他们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于流传到那个时代的各个典籍的梳理与鉴别，为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多可信的文本资料。
所以说，现在学者即使不采用“考据”等方法研究古典文化，但所用的资料等信息多是经过这一批学者的编订与甄别的。
“乾嘉学派”产生的两点原因，看似矛盾，但可以并存
一般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和清代前期所盛行的“文字狱”有关。
比如梁启超曾经说过：
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
这就不得不提到清朝建立之初对于有文化的明朝遗民是何种态度了。
清朝立国之初，对于文人有两个分化，并且态度前后有了十分鲜明的反转。
首先是对于“遗民”群体，这一部分人的成分很复杂，有一些是保持中立的文人，既不与清朝合作，也不为明朝报仇，很多人选择了“逃禅”的态度，比如叶绍袁、田间等人；也有一些人极力鼓吹反清复明，并且积极于当时海外势力郑成功等取得联系。
这些人中的前者，清廷一般采取放任态度，最后予以褒奖其忠诚；后者多半被剿灭。
除了反抗或逃禅的遗民之外，还有一些人在清初便表示合作，比如吴伟业、钱谦益等人，都是在社会上极有名声的人士，在当时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这些人的命运就比较坎坷，在当时被清朝树立为“俊杰”的形象，但后来修明史的时候，统统被放入了“贰臣”的行列，成为了一种耻辱。
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朝对于这些文人群体的态度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复的，这也是“文字狱”盛行的内在条件。
在这一趋势下，很多文人为了自保，只能从“故纸堆”中打发自己的时间，研究不敏感的文化，对古籍进行整理和考据，就是现在“文献学”所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出现了很多目录学、类书、合辑等著作，以及非常多的以学术为讨论的文章，直接促成了“乾嘉学派”的考据风气。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乾嘉学派”之中也有“别有用心”之人，借着这一学派的外衣来实践自己的主张。
他们从文化角度入手，研究“礼制”、“典章”、《尚书》等等与政治有关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各朝各代制度的细节，想要从侧面中找出清朝不能成为“正统”王朝的证据。
这样的事情很严重，毕竟舆论这种力量是十分特殊的，它可以不讲求证据，即使最后证明是虚假的，但造成的影响也会十分巨大。
这就是所谓的“诛心”。
“乾嘉学派”当中虽然隐藏着这些人，但在客观上来说，还是对文化典籍的整理、甄校有很大贡献的。
其实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性，从宋元之后，我国的文化就从创新、开拓逐渐走向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医学、农学等等领域开始地早一点，儒家文化等领域在“乾嘉学派”时期才刚刚开始。
而清朝在嘉庆、道光年间就开始逐渐走向没落，史称“嘉道中衰”，对于内部“文字狱”等压迫就稍弱了一些，很多学者从“考据”一途中走出来，转而走向了其他领域，这一学派自然也便逐渐没落了。
直到晚晴时期，“乾嘉学派”才再次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主要是俞樾、孙怡让等人的坚持，以及“甲骨文”等新文化品类的发现，这样的学术研究方法再次有了较大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人曾经以“乾嘉学派”的风格作为变法的外衣，作了《孔子改制考》等等文章，用以宣扬变法。
“乾嘉学派”主要在对于古典文化的研读与保存，但也有文化“合流”趋向
因为主客观原因，“乾嘉”两朝饱读诗书的学者纷纷对古典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对于流传的古籍进行整理、考证；对于散轶的古籍进行勾陈和合辑，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出现了一次兴盛的潮流。
“乾嘉学派”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同时演化出了两条道路。
第一个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这一批学者考据的对象主要是儒家经典，所采用的文本往往汉儒的著作，为其作注解、疏通。甚至达到了“唯汉是信”的程度。同时还认为，古典流传下来的典籍，越古越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慧栋：
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
王引之也曾经说其：
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
他们的研究方式从现在来看确实非常地狭隘，以至于达到了激进、畸形的状态，钻到了牛角尖中。
但不得不说，他们对汉儒经典的疏解是十分有价值的工作，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高峰。
第二个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客观来说，这一学派的贡献要比“吴派”更大一点，对现在的影响也更深一些。
这一批学者注重对于“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即《周礼》、《仪礼》和《礼记》，但所采用的角度往往是从“小学”入手。
说到这个“小学”，其实就是训诂学和音韵学，儒家十三经中有《尔雅》一书，就是小学著作。
中国古人治学，非常注重对于字句的解读。
比如韩愈曾经在《师说》中所说的：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皖派的乾嘉学者有很多都是文字学的大师，比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比如段玉裁、钱大昕等人，都曾经为汉语的语法、字句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像段玉裁所作的《说文解字注》就是对流传下来的《说文》著述进行的整理和发明，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见解，没有盲目信任作者许慎以及徐铉等人的说法。而其他学者在认可这部著述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匡谬与补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这些内容都是现在研究中所绕不开的事物。
皖派的学者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考据”学脱离现实、不注重观点的弊端。
中国古人研究学术，非常注重经验的表述。比如对于诗歌的鉴赏，往往都是以眉评等形式进行片段式点评，个人色彩比较浓厚。而“乾嘉学派”的方法却是过分注重证据、实物，忽视了个人理性地判断以及情感，显得“故纸堆”中死气沉沉。
段玉裁曾经表示：
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这种思想逐渐促成了明清“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合流趋势，为民国时期产生的很多文化大家提供了启发。
这些都是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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