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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在此过程中，一个古老儒家帝国历尽无比艰难，逐渐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正如史学家所言，近代中国史就是一般中国的奋斗抗争史，而如今我们更当明白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法国史学家阿尔方有言：“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其言直击学习历史之目的。学习近代史就是让我们深记中国近代的屈辱与奋斗，更突出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
而谈到近代史，我们往往可以想到颇多争议人物和事件，就个人学习近代史以来，印象深者甚多，然于此亦不一一作谈，仅聊几妄言谈谈“末路将军”赵尔丰。此赵者，一门四杰，他排行老三，老二亦甚有名气，乃赵尔巽。其余二兄弟皆是少年得志，考取进士。然而唯有赵尔丰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后职于山东。尔后几经辗转，其赴任川滇边务大臣，正式开始其争议一生。准确的说在其任内所做所为并为得到后世及其当世人认可，史学家多称其为“屠夫”，而这一称号的来源其实就是“成都惨案”，而惨案的直接原因就是保路运动，起初赵尔丰并不反对保路运动，甚至为之做过争取，然清廷的不作为，而赵在儒忠的驱动下不得不谨遵清廷荒唐。据悉赵在下令开枪之前亦曾经长叹，足见其甚为无奈。然而，我们如果在往后续事件查看，赵尔丰实为牺牲品，惨案发生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水电报”事件，整个四川省发生暴动。而另一事件就是哥老会的“同志军”早已整齐的包围着成都。后续的事件发生的如此之突然且看起来是如此齐整，就像是演练过多次的表演，实在让人感到疑问，这是“自发的”？还是有预谋？
然而最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都相当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而赵尔丰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其实我们相当明了，赵尔丰其实就是一场斗争的牺牲品，在惨案后他不仅受到清廷内部的指责，还变成人民的公敌，后来他也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合理依据。然就赵尔丰之死，郭沫若曾经写过：“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就这样，那个曾经说过“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的清廉官员赵尔丰就这样成了革命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说，其实赵之死其实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终究逃不过历史进步潮流的淹没。其实就赵尔丰来说，他并非是未曾有过功绩，数次击退英人对西藏的侵略，其对治理边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时人学者尚秉和评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 然而他确是屠杀过人民，无可否认。然历史功过，自有来人继续评说，勿敢继续妄言。
而谈到学习近代史及其我们如今所学课程，我想大抵有些许想法。就是我们是该继续以史实出史论还是史论中看史实。然而我们有一无法逃避的硬伤就是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学习。西方近代以来史学长足发展，兰克学派，以及后来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鲁滨逊学派的新史学运动，而中国在近代的史学理论的学习则由一些学者介绍进入中国，其中不乏李大钊的马克思史学理论，和傅斯年引进的兰克主义和成立的史语所，以及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当然中国亦是不乏，乾嘉学派以及近代的疑古运动亦是极大推动史学的发展。然而到今现在，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许多人并不知道，而学史的方法多为史实出史论这一固定模式，并无几许突破。假如我们在学习近代史，当然不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参杂教授史论知识，那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史学理论其实是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学习史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著史者其对历史的态度更好的认识，对我们自身来说亦是可以产生一个思考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实践过程。我想说，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只是历史工作者的专事，人人皆可以习之，且其作用并不只产生于历史，于人的三观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学阶段，并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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