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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曲》这首诗是长孙皇后所作，所有的人都说，这诗是长孙皇后的自我写照。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在一个草长莺飞、桃花盛开的时节，一名美丽的女子徜徉于宫廷的深院中想心事，因为她的美丽，新桃也来偷面色，嫩柳也来学腰身。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是谁呢？不用问，她的风流出众早就美名远扬了。
自然，这个女子就是长孙皇后。从诗中，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超凡的审美趣味。桃面是外在的，身轻是外在的，翩翩舞姿是外在的，如莺的声音也是外在的。这些，只有在健康精神的凝聚之下，才可以概括为风流。长孙皇后雍容典雅、恬淡端庄、慧黠毓敏、坤载万物，宛如一朵光照百代的盛世牡丹。真正的风流除了外在的美色，更重要的是精神。长孙皇后的精神就在于她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理性的智慧之光。正如孟宪实先生认为的长孙皇后给人突出的印象是理性：理性地分析时局，理性地对待他人，包括理性地对待生命。
长孙皇后出牛于士族家庭，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北宋宋祁、欧阳修编写的《新唐书》上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自小便显示出非凡的一面。手不释卷，寒暑不改。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经验主要来自间接获得而不是直接获得，读书就是获得间接经验的最好途径。从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有一次唐太宗要杀宫廷里的养马人，因为一匹皇上喜欢的马无疾而终。长孙皇后知道后，马上出面提意见。最后唐太宗火气消了，还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而皇后所说的话，几乎就是《晏子春秋》的翻版。
长孙皇后理性的一面还表现在她能理性的分析时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做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尽着孝道。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官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ー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官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比起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靠专制的政策和手腕来治理后宫，长孙皇后的行为更加让人信服和饮佩。
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意见，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的，妾就不了解了。”李世民也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在他以后处理朝政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仅此项来说，就足可使这位盛世牡丹流芳百世。孟先实认为长孙皇后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后宫众妃嫔和朝廷大臣们的一致赞誉。她虽然没能陪伴唐太宗一起走完贞观盛世，但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她都对唐太宗李世民、对大唐盛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长孙皇后一心为国，从不为自己考虑利益得失。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越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他反而处处選媒，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以汉代吕后的前车之鉴奏免。理性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光芒四射，那是美丽，是庄严，是高贵。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段，太子承乾希望请佛教人士来讲经做法事或者通过大赦天下来治愈她的病。而在当时，那是通行的办法。可是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股股嘱咐唐太宗要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基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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