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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古代的海洋贸易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的陶瓷产品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输出。考古发现这一时期更多的是阿拉伯以及东南亚等地商人来华贸易，我国的海洋贸易主要依赖国外船只进行，正如学者所称，“唐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由蕃商蕃舶来华进行”。
陶瓷贸易开始于汉代，第一次兴盛于晚唐、五代
1世纪前后，西方世界开始利用印度洋的季风，开辟从埃及通往印度的海路。与此同时，东部海域，汉代开辟了由中国东南通往印度东海岸的海上贸易路线。于是，从东亚和中东地区两方面出发的海路，在印度衔接起来。从境外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汉晋之际，由于海上航线的开辟，我国的陶瓷器已经随着人群的迁徙和商业贸易，开始向海外流散。
西沙群岛礁盘上采集的六朝青釉罐和小杯，广东窖藏及墓葬中出土的波斯风格的金银器，以及银币等西亚文物在广东的发现，正是中国南方与波斯湾海路通航的物证。但是陶瓷以商品面貌大规模出现始于晚唐、五代（9～10世纪）。作为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陶瓷产品风格及消费地域上，都同早期阿拉伯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南部港口的瓷器考古
中国晚唐、五代外销瓷器以长沙窑产品最为常见，且数量最多，其次是浙江的越窑产品、北方的白釉瓷产品、白釉绿彩瓷产品，还有广东各地窑口的产品等。这些瓷器组合被大量发现于我国东南的贸易港口扬州、宁波、广州等地。
扬州港作为南北交通重要据点的扬州，既是江淮地区货物的集散地，同时又利用运河流通南北物资。在扬州唐代遗址中广泛发现长沙窑彩绘瓷、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巩县窑白瓷、青花瓷、白釉绿彩陶和波斯陶器的陶瓷产品组合。这种陶瓷器组合正是这一时期外销品种的代表。
唐代扬州与长江中游的湖南贸易频繁，是当时长沙窑瓷器的主要经商口岸。因此，扬州发现长沙窑瓷器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旧唐书·田神功传》载“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反映了中唐时期有大量从事贸易活动的胡商旅居扬州。扬州城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当时可能存在专门经营瓷器的店铺。
唐宋海上丝绸之路
明州港（今宁波）唐代明州港已经是对外航运贸易的重要港口，是当时朝廷指定的对外开放的通商大埠，和交州（今越南境内）、广州、扬州并称四大港，与东南亚、波斯湾、北非等地都有通商贸易关系。明州港自晚唐贸易活动以来兴盛不衰，特别是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活动。
浙江及宁波的文物工作者对这个海港码头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重要遗址包括：和义路码头遗址、东门口码头遗址、天妃宫遗址、江厦码头遗址、渔浦城门遗址、市舶司遗址、市舶库遗址等。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以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四大系为主，长沙窑瓷器多属晚唐时期器物，数量庞大的越窑青瓷器则自晚唐至宋初都有，这说明明州港是唐、五代直至北宋初年越窑产品向外输出的重要港口。
广州港晚唐、五代时期，广东窑产品就已是当时外销的重要品种。广东的唐宋窑址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沿海地区以及韩江、珠江三角洲等冲击平原地带。广东地区发现的唐代窑址约有二三十处，粤东地区的主要分布在潮安南郊、北郊、梅县等地，粤中地区的包括新会官冲窑、佛山石湾窑、南海奇石窑、高明窑等，粤西地区的则分布在遂溪、廉江等地。
广州唐代窑瓷器
广东唐代窑址以生产青瓷为主，器型主要有碗、盘、碟、钵、罐、盆等，釉的玻璃质感强，有流釉现象，碗盘类圆器往往采用几个泥块间隔装烧。晚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以及其他地区工匠和制瓷技术的输入，广东制瓷业开始走向繁荣。有赖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广东窑产品从潮州、广州等港口销往东南亚地区。
亚洲遗址的瓷器考古
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晚唐、五代贸易瓷器分布从附近的东亚、东南亚，一直到南亚、西亚、中东、东北非各地。
日本据中国台湾学者谢明良先生研究，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及北方的白釉瓷器在日本各地均有较普遍的发现，与长沙窑瓷器同出的往往还有多彩铅釉器、晚唐三彩及白釉绿彩器，其所属时代多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它们和日本九州太宰府、鸿胪馆或兵库县福田等遗迹出土的伊斯兰陶器一起，应当是从扬州输入日本的。但日本发现长沙窑瓷器的数量明显少于越窑青瓷产品及北方的白瓷产品，和同时期在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发现的以长沙窑瓷器为主的局面有差异。
晚唐长沙窑 青釉罐
东南亚在东南亚的遗址中，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都发现了9～10世纪的中国陶瓷器。在东南亚出土的中国贸易瓷中除了最常见的长沙窑瓷器、越窑瓷器及北方白瓷外，还有广东的潮州窑、梅县窑、新会窑、广州西村窑的产品。这种瓷器组合在菲律宾群岛不少地区皆有出土，其中地点明确的有吕宋岛南部的八打雁和棉兰老岛、西北部的武端地区。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以及泰国湾西北岸各地的遗址中都广泛发现有9～10世纪的中国陶瓷产品。东南亚出土的9～10世纪中国陶瓷的遗址多位于当时重要的港口城市，还有一些则是当时的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中心。
南亚南亚的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的中央，很早就开始在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占有一席之地。斯里兰卡西北部的曼泰是古代非常有名的港市，在其9～10世纪的地层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中国陶瓷器。在曼泰遗址及斯里兰卡首都阿努拉达普拉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包括越窑青瓷器、白瓷器和长沙铜官窑瓷器。
唐代越窑青瓷双鱼瓶
中亚在邻近波斯湾的伊朗和伊拉克的9～10世纪陆地遗址和海港遗址中，长沙窑产品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多，如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伊朗的希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等。所以人们推测，长沙窑产品当是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中国输出贸易瓷的大宗之一，并且其国外市场重点应在中亚。
西亚根据三上次男先生的研究，在9世纪的希拉夫，长沙窑产品输入的数量最大并且普及于居民之中，其次是越州窑系青瓷器，同时还有作为商品容器的青瓷器、少量的优质白瓷器以及双彩堆花陶器。希拉夫作为中世纪印度洋对东亚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在该地发现的中国陶瓷，无疑是探索这个时代中国与亚洲各地区，特别是与西亚地区贸易实况的重要资料。
沉船中的瓷器看海外贸易
“黑石号”沉船的瓷器
黑石号沉船复原图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发现了“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器、玻璃制品、铜镜及银锭等物品。其中陶瓷占绝大多数，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其他还有一些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白釉绿彩器，同时还出水了3件唐代青花瓷，以及少许青釉粗器如储藏罐等。
根据沉船上一件长沙窑瓷器上“宝历二年”的铭文，推测沉船的年代当为晚唐宝历二年（826年）或之后不久。“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陶瓷组合与扬州唐代遗址出土陶瓷器组合完全吻合，这种器物组合未见于其他唐代港口城市的遗址中，所以人们认为该船很有可能是从扬州装载货物驶出的。
“黑石号”船体构件连接采用穿孔缝合的方式（由木板拼合而成，椰壳纤维捆绑，缝隙处以橄榄汁填塞），与中外文献所记载的波斯湾海域的希拉夫、苏哈等地的船体一致，是采用阿拉伯传统造船技术的独桅三角帆。当时该船载满货物离开中国，在返回阿拉伯的途中，不幸在勿里洞附近沉没了。
黑石号沉船中的瓷器
“黑石号”沉船被发现的地点是苏门答腊东南海域，而就唐宋时期的航路来看，这里正是当时海上强国室利佛逝国的所在地，为公元7～13世纪南海交通总枢纽。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记载：“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国于9世纪中叶以后改称三佛齐）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说明室利佛逝是连接中国和印度、阿拉伯、东南亚诸地交通的重要中继站。
“黑石号”沉船位于中国东南港口经东南亚到波斯湾航线的重要航路上，“黑石号”器物组合见于沿线的考古遗址中，其目的地大致在波斯湾的希拉夫港口附近。而沉船的结构与我国传统的船体不同，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当属波斯湾及印度洋的船只系统。黑石号”沉船的发现，使我们明确了阿拉伯商人在晚唐时期海洋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长沙窑产品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关系。它装载的丰富陶瓷器，再次证明了晚唐、五代时期南海贸易的繁荣。
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的瓷器印坦沉船于1997年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被发现，从这艘沉船中出水的中国陶瓷大多为广东生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其余的器物中越窑青瓷器的数量大大增加，占到了20%～30%。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青白瓷、白瓷以及东南亚、中东等地的陶器。学者们认为印坦沉船的主要货物是在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
沉船中的瓷器
2003年2月，在爪哇井里汶岛向北约100海里处的海域，发现一艘曾航行于印度尼西亚海域间的贸易沉船遗址，出水多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器物造型多样，装饰纹样丰富多彩，所属时代应为五代至北宋早期。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包括安徽繁昌窑、河南中西部窑场以及定窑的产品。人们将其时代定为10世纪后半期。
中国五代的沉船瓷器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在福州平潭海域调查，发掘了一艘沉船遗址，遗址表面未发现船体遗存，但集中采集了一批越窑瓷器，包括花口碗、碟、盏托、执壶等，经过与出土纪年遗物的比对研究，其年代被定为五代时期。这也是中国近海海域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沉船遗址。
沉船瓷器反映瓷器变迁和贸易变迁
在这几艘沉船资料所反映的信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越窑青瓷产品所占比重大增。从这几条9～10世纪的沉船瓷器资料的比较得出：10世纪中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广东所产青瓷、青白瓷和越窑青瓷产品为主的组合取代了之前以长沙窑器为主加北方白釉瓷器等品种和广东青瓷的组合，长沙窑产品退出了外销瓷的舞台，越窑青瓷器则成为陶瓷外销最主要的品种。
唐代越窑瓷器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在宁波开展城市考古所获得的资料，五代至北宋早期的遗迹单位内集中出土了以越窑青瓷为主兼有少量唇口大圈足青白瓷碗的遗物。与此同时，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的船体结构及船内装货的方式显示它们所承担的是东南亚岛际贸易，属于东南亚商船，表明东南亚商人可能参与了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
越窑产品的大量出现还与越窑在吴越国统治下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吴越钱氏王朝为巩固其统治，保持与中原的五个王朝及后来的北宋王朝的良好关系，常常进贡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同时还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积极开拓与南海地区的贸易往来。越窑青瓷的产量在10世纪后半叶达到高峰并持续向外输出，在环印度洋的许多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
从这几艘沉船资料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中国东南港口变迁的历程。早期海上贸易活动以扬州最为繁盛，广州也大量参与。唐末，扬州由于五代战乱造成“江淮不通”而衰落，海上贸易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五代时，最活跃的港口变为被吴越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长沙铜官窑彩绘纹钵上的鸟形图案
受海外贸易影响下陶瓷的特点
伊斯兰因素我国9～10世纪的陶瓷器中，长沙窑产品是最大宗的，而长沙窑瓷器无论纹饰还是器型，均具有浓郁的伊斯兰因素。长沙窑产品彩绘图案的大量流行在当时很有特色，应与其外销性质有关。
学者认为可能是受到伊朗等地陶器彩绘工艺的影响，特别是彩绘图案上的点线花纹，似乎与伊朗常用的连点图案、连星图案密切相关。伊朗所出的长沙铜官窑彩绘纹钵上的鸟形图案与9～10世纪波斯陶器上的鸟形图案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瓷化了的金银器晚唐、五代陶瓷器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大量出现模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无论是北方名窑定窑、邢窑产品，还是南方的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都具有这种共同的时代特征。多曲长杯、带把杯、凤首壶等特殊造型以及器型上的瓜棱腹、花口、高圈足外撇、器口卷边等特征非常明显，有些器物上甚至还出现了和唐代金银器上一样的蝴蝶、鹿、鱼等简单的模印图案。
五代越州窑青釉褐彩鸟式杯
众所周知，唐代金银器是在波斯-萨珊等外来文化因素及工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论晚唐、五代陶瓷器上的这种特征是模仿唐代金银器的结果，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直接受到西亚、中东等地金属工艺以及制陶工艺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其出现的一个大背景必然是唐代和西亚、中东等地广泛进行的密切互动。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瓷化了的金银器”，并认为这类器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阿拉伯世界热爱金银器的传统与阿拔斯统治者和伊斯兰教教义限制对金银器使用的强烈反差中，作为金银器以及昂贵的玻璃器的替代品热销西亚。
汉字书法、佛教题材除了明显的伊斯兰装饰风格外，长沙窑陶瓷器上的装饰手法还有汉字书法、佛教题材等，这与古代中国汉字使用范围内周边国家长沙窑器物的发现，以及东南亚地区佛教、印度教遗址中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出土相对应。
海洋贸易是通过国外船只进行
无论是我国的港口扬州、宁波、广州，还是东南亚、南亚各地，以及西亚的希拉夫、萨马拉等地，所出土陶瓷的风貌都非常相似，其品种组合同样出现在“黑石号”沉船中。“黑石号”沉船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数量最多的长沙窑瓷器，明确了长沙窑产品是专门用以外销的，从造型到装饰，都具有浓郁的西亚和阿拉伯风格。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及北方窑口的白瓷产品是随着长沙窑瓷器一起外销的。
在成书于贞元年间的《皇华四达记》中，贾耽记载了自广州南下经印度洋直达波斯湾的航线。贾耽所记载的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到波斯湾的航线和苏莱曼等所记载的自希拉夫往中国的航线，正处于长沙窑瓷器外销线路的航程之中。
晚唐、五代港口
长沙窑瓷器多依靠长江水道到达扬州，然后再发往南北各地，还有一部分通过湘桂水路到达广西再转运至广州。长沙窑产品向南经南海、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的故临，再往西运到波斯湾沿岸港口，转输各地。
公元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希拉夫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口岸的货物都先运到希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文中的“中国船”，实际所指应该是航向东南亚、中国的伊斯兰船只，贾耽所记载的航线反映的并不是中国船而是阿拉伯船的航海水平。
结语：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中国古代陶瓷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就伴随着我国人民同外界的接触开始了向海外的传播，成为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考古发现证明，我国陶瓷的外输，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海洋。这一过程最迟在汉代已经开始，随着海外贸易和海外交通的兴盛，中国陶瓷在唐、五代时期被大量输出。而因其特有的物理性能，至今依旧广泛分布在海上航路的各个遗址点，成为揭示我国古代海洋文明历程的最明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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