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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杂说四·马说》
科举制度的由来，首先要先知晓之前的选拔人才的方法—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之制，起源于魏文帝曹丕时期。当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错杂详覆无所”，战乱纷争，导致人民流离失所，以往各地的人大量迁徙，聚集到一处混居。鉴于此，尚书陈群于各州郡皆任命中正，品评当地的人，评级标准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尚书用人之时，根据中正评出的等级，加以核实。这种制度之所以可行，源于后汉时代，清议盛行，乡评的分量极重之故。然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往往会生出种种弊端。
九品中正制
首先，中正的权力过大，无赏罚奖惩的监督机制存在，不免有徇私舞弊、公报私仇的现象存在。其次、地方上的人，中正未必都能辨识其好坏，至于当官的才能是需要历练的，不能仅凭主观的评价。
九品中正制最大的弊病在于中正都是本地人，人的社会属性注定并没有完全自由的人。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自然是最严重的，谁能不保护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的选举，总不外乎都是这一阶级里的人，因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之后历代的选举制度，大体上是相同的，九品中正制直至隋朝时才告一段落。
九品中正这种制度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阶级有很大关系。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和胡人难免混居。当东晋皇室南渡之初，文明的重心仍在北方，北方的大族迫于北方压力南迁之时，仍有抬高自身地位的思想；所谓大族，必须要标明了“郡望”，以标明其本出于何郡，已彰显其家族地位之高。
九品中正制度证明是不可行的，还是要用考试来评定为宜。要求考生自己在州县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后再送进京去应考。这就变成了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唐以后的科举，最重视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最早于隋炀帝时期。唐朝时科举的科目包括：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然而录取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当时，人们是看不起明经这一科的，因此“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
科举考试
《文献通考》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
这种考试的方法无异于死记硬背。然而古人都是把《经》算做学问，所谓通经，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即可，无需独出新裁。这种怪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以上所说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后，还不能授官，还要面试于吏部，谓之“释褐试”。释褐试通过，才能授之以官，铨选历代都由尚书执行。唐代时文选以吏部为主导，文选有身、言、书、判四个指标。这种选拔制度还是可行的，以考试初步筛选人才后，面试出综合素质高的可用之人。
千里马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的产生固然可贵，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何更高效地选拔人才是每一位领导者需要思索的问题。得人才者得天下，切莫让人才怀才不遇而抱怨无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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