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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敦煌人常书鸿。”
为了守护敦煌，常书鸿放弃了名利，即使妻子弃他离去，他也依然坚守在满目黄沙的土地上。
直到后来，他遇到了李承仙。
他们不仅是情意绵绵的人生伴侣，更是亦师亦友的搭档与挚友。
一、缘起敦煌
常书鸿出生于杭州，一个骑尉之家。他自幼就对艺术非常感兴趣。
1927年，常书鸿赴法国留学，学习油画，1932年夏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
同年，他参加赴巴黎深造的公费奖学金考试，凭借油画《梳妆》获得第一，成为第一个以中法大学学生身份得到这个奖学金的中国人。
1933年，常书鸿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其作品一再获金奖、银奖，因而被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是首位进入巴黎美术家协会的中国艺术家。
在法期间，常书鸿参加了很多艺术活动，在各类沙龙、展览会上多次获奖。油画《葡萄》、《沙娜像》、《裸妇》、《病中的妻子》等被法国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里昂美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巴黎时期的常书鸿，可谓如鱼得水，甚至在他的寓所处，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徐悲鸿和蒋碧薇也曾造访此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
那时，常书鸿极其震撼。
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竟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常书鸿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祖国。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担任了所长。
为了筹备这一研究所，常书鸿付出了许多努力，也认识了不少同样有报国之心的艺术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是他在此时结识的朋友，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1946年，常书鸿在重庆为敦煌艺术研究院招聘美术工作人员。张大千的“师妹”李承仙得知消息，欣然前往面试。
其实，李承仙早在张大千那里听说了常书鸿和敦煌的故事，并对常书鸿产生了仰慕之情。
常书鸿并不想招女学生，不是性别歧视，而是敦煌的条件格外艰苦。他的前妻，便因忍受不了这里的恶劣环境，毅然决然离他而去。
常书鸿对李承仙说：
“敦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浪漫，一个女孩子去了会受不了的。”
那时的李承仙还没有毕业，可却也有一腔报国之心。
她说，自己可以为了敦煌放弃一切。
常书鸿被她的决心所打动，同意了她在毕业后来敦煌工作。
二、守护敦煌
在莫高窟，常书鸿刚开始做的都是体力活，比如修建围墙，把洞窟近十万立方的沙子清理出去，给数百个洞窟编号普查。除此以外，他还需要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
临摹壁画是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尤其是洞顶上的那些。常书鸿常常抬头看一眼，低头画几笔，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幽暗的洞窟中还需要点蜡烛，烛光摇曳忽明忽暗，常书鸿的眼睛特别酸。
可以说，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莫高窟，拼命去工作。
那时的敦煌满目黄沙，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百里内不见一村一人，经常有狼群出没，滴水成冰的屋里没有取暖设备。
敦煌的水煮出来的粥都是咸的，常年只能吃咸韭菜，做饭要到沙漠里挖“疙瘩根”，到城里买肉食来回需要五十几公里，买回来肉都酸臭了，生活环境可谓是非常恶劣。
他的妻子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因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条件，离家出走。陈芝秀并没有带上两个孩子，而照顾孩子的责任，就落到了常书鸿的肩上。
那时，妻子的离去让常书鸿几乎心力交瘁，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仍然坚守在敦煌。
因为工作或者日久生情，后来，常书鸿与李承仙结为夫妻。李承仙还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在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他们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
此外，他们还坚持艺术创作。李承仙除了与常书鸿先生合作巨幅油画《刘家峡水库》、《献给勇于攀登珠峰的同志们》、《激流颂》等作品外。
另外，她还自己独立创作了国画《挤奶图》、《丝绸之路/飞天组画》、《天上人间共婵娟》、《敦煌舞乐》、《唐代飞天》等。
为了更好地保护弘扬敦煌艺术，李承仙多次参加协助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敦煌艺术的拍摄和宣传工作。
或许是兴趣相投，他们两人都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中，直到去世，都一直在为守护敦煌而努力。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守护神”。
三、爱情最好的样子
人们常说，知音难遇。但是43岁的常书鸿遇到了真正理解他的李承仙。那时，李承仙才23岁，正值青春年华。
从1946年抵达敦煌，1947年两人结婚，她陪伴常书鸿在敦煌度过整整三十六年的艰难岁月。
在遇到李承仙之前，常书鸿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但这段婚姻结束的并不美好。
最终认识了李承仙，他开始了第二段婚姻。二人的婚后生活非常和谐。
李承仙对这位父辈似的师长，充满了崇拜和尊敬。爱情是需要崇拜和尊敬的，常书鸿就是她心中的敦煌。
特殊时期，夫妻俩被免职，跪油渣路、鞭打、抄家。批斗归来，李承仙先是拣回牛粪烧热炕头，然后拿韭菜叶子给常书鸿和自己擦洗伤口消肿。李承仙没有哭过，也没有绝望过。
1994年，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根据先生的遗嘱，骨灰葬回敦煌，墓碑面对莫高窟九层楼。
之后，李承仙没有放弃敦煌工作，仍每年前往考察临摹。
1996年，为了继承丈夫遗愿，在距莫高窟59公里处开凿现代石窟，她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敦煌调研画画。
2003年李承仙因病在北京逝世，李承仙与丈夫合葬。
他们两人永远相伴在敦煌，守护着洞窟。
他们是亲密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因为共同的兴趣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爱情。
正如《致橡树》中写的那样：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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