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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又名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的一系列活动。在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全世界不为人知的地区，哥伦布到达美洲，达伽马到达印度，麦哲伦环球航行等等。而在同一时代下，处于明帝国统治时期的中国为何会错过此次大航海时代呢？
1368年，自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下令“寸板不许下海”，并开始制定遏制民众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
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朱元璋时期这种严格的“海禁”制度，严重阻碍了对外交流与对世界的探索。
明成祖时期，由于国力的强大，明朝官方组织过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由此，郑和下西洋成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但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只存在于明成祖朱棣时期，当朱棣死后，他的继任者便取消了这种耗费甚巨的航海活动。那么为什么这种航海活动未能坚持下去呢？
首先，郑和下西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一为“踪迹建文帝”，以去成祖心病，也就是《明史》中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为“且欲耀兵异域”。出于这样为封建外交服务的目的，不具备持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强调农业是国之根本，所以就注定了这种活动只存在于封建王朝的极盛时期，兴亡存废取决于帝王一念之间，这样的活动，消耗了大量的明朝府库“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至此难以承担。
而同时期欧洲的航海活动和中国的航海活动相比，首先是出于社会对黄金的需求，当时人们疯狂追捧黄金，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黄金”一词是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的咒语”。其次，地中海局势发生变化，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路，欧洲人的香料得不到供应，致使他们不得不开辟新的航线来保证商品供应。最后便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想要把基督教传播更远，让其他人沐浴主的光芒。
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出海前，分别与他们的国王签订了航海协议，国王授予他们“海军大将”称号，同时若是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就任命他们做岛屿和陆地的总督，再加上欺诈，劫掠等手段，这种经济利益的驱使成为很多航海家出海的动力。
再者，西方的航海活动大多都是私人集资的海外探险活动，私人向社会，或者王室募集资金，船只自备，官方也不禁止民间出海。
在中国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崇尚重义轻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后宋代理学家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求得道义上的满足而不是追求利益。受此影响，对商品经济形成了很大的阻碍作用，直接禁锢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
欧洲早期的航海活动带着基督教的征服思想，基督教把世界分为基督徒和异教徒，怀着让异教徒皈依圣教的使命，由于宗教改革增强了民族意识，加快了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西方加进了探险发现与殖民掠夺的进程。中国的儒教思想崇尚以和为贵，“君子无所争”，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以德怀柔。《皇明祖训》有言：“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受这种思想影响，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西欧那样的殖民贸易与征服思想。
相比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及周边的岛屿，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大海为依托，源于大海，又通过大海向其他地区传播。翻看西方文明的神话故事，诸如奥林匹斯神系和北欧神话，不难发现，他们的传说之中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与冒险 、探险以及扩张的因素，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后代人。
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劣性，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纵使兴盛有余，古人想到的也是诗礼传家。《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而且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
而且，航海是需要技术作为支撑的，15世纪时，欧洲人造出了克拉克帆船与卡拉维尔帆船，这两种船只首次能离开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安全的航往大西洋。欧洲恰逢文艺复兴，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受到打击，天文科学进步，出现了诸如“日心说”和“地圆说”等。当欧洲人从从阿拉伯人手中获得古希腊地理文献时，古代地理学，天文学，制图学得到复兴并直接作用于大航海之上。反观中国，商贾百工伎艺都是贱者或匠人，虽然科技曾领先于世界，但是统治者对此忽视不屑的态度最终使中国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落后于世界。
所以，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古代中国缺少了这些航海条件从而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与西方文明交流的机会，从而落后于近代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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