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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 2015年 10期摘 要：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一大批士人选择了避世隐逸，其中一个著名的士人群体代表着正始之音的敲响，即“竹林七贤”，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阮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整个魏晋玄林社会的现状，对于阮籍形象的描绘也是丰富形象，本文则重点论述《世说新语》对阮籍“任诞风流”以及“清慎之道”等为主的形象刻画。关键词： 世说新语；阮籍；任诞；清慎；穷途之哭作者简介： 张珊珊，文学硕士，渤海大学文学研究生院，辽宁锦州，121000阮籍，字嗣宗，陈留人，魏晋时期著名的文人， “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世称阮步兵，好谈老庄，政治上一贯秉承避世谨慎明哲保身的态度。其著作主要有《咏怀诗》和《大人先生传》，皆收录于《阮籍集》中。《世说新语》中刻画的阮籍形象一生任诞不拘礼，却其实谨言至慎，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最终使得这位夹缝中生存的文人也只有穷途之哭的无奈。一、 《世说新语》中阮籍的任诞风流据竖向统计， 《世说新语》加上刘注中描写阮籍这个人物形象的篇目共有二十八处，而这二十八处中《任诞》篇就占据十处，相当于三分之一；据横向统计， 《世说新语·任诞》篇全部共五十四则，描写阮籍的就有十则。由这两个数据可见，无论是竖向研究还是横向研究，无论是在阮籍的一生中还是在当时魏晋名流中，其“任诞”一词都在刻画其形象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任诞者，任性、放诞，任诞一词，主要起于魏晋时期，在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里，许多文人名士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中以这种任性、放达的处世态度来解脱自己，嵇康、阮籍等人更是在思想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一）不拘礼俗阮籍之任性、放达今古有名，主要以不拘礼俗闻名，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此则讲到阮籍母亲去世，在文王面前却仍然神色自如，正常饮酒吃肉，被小人谗言，文王却“爱其通伟”，并不加害他。阮籍母亲去世，自然悲伤哀痛，而在统治者面前不拘礼俗，其目的其实是打破当权者的伪善伪礼教。另有一则“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 ‘礼岂为我辈设也？’”，还有阮籍与邻家美妇同榻而眠而清白无事的故事，都鲜明地体现出了阮籍在不拘礼俗上的任诞风流，在当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也体现了阮籍我心自正明清白，礼俗不过虚伪之教。另外， 《任诞》篇中关于阮籍不拘礼俗任性、放诞的故事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二）挚爱饮酒《任诞》篇里描写阮籍的故事最多，而这些故事几乎每一则都会涉及到阮籍的饮酒之好，阮籍饮酒，是在动荡的社会中寻存一时安身之刻，也是借酒消愁的无奈之举。其中一则载“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另有一则“王孝伯问王大： ‘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可见阮籍之爱酒至甚。刘注引《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无论任何时候，阮籍的生活里都是不能没有酒的，没有酒，他就不能浇那胸中垒块；没有酒，他就不能安于乱世天下；没有酒，他就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放达。他既不能济世天下，那么酒对他来说就是必需品，也是救命之药。二、 《世说新语》中阮籍的清慎之道世人皆说阮籍任诞放达，而实际上阮籍最多的是无奈，在乱世之中，他选择了明哲保身。统治者逼迫紧时，他就出仕，一有机会，即远离政治江湖， 《世说新语·德行》篇载：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刘注引《李康家戒》云：“上曰： ‘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阮籍与嵇康相比，二人完全不同，嵇康刚烈耿直，想说的话就说，不想做的官不做，完全不怕得罪当局，这也是嵇康不被当局所容的原因，而阮籍有“喜怒不形于色”之称，他采取的是避祸态度，从不直接评论时事和人物，他是个会演戏的人，也把清慎演绎到了极致。阮籍的清慎之道，在于避世保身，在于饮酒至醉。“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晋书·阮籍传》）由此可见，喝酒一方面是表达他的任性、放达，借酒消愁，另一方面以阮籍谨慎小心的处世之法，喝酒也是他在乱世中安身和得尝本心的良药。阮籍清慎，他不像嵇康那样耿直好事，也不喜欢臧否人物，然而他也有他委婉的喜恶人物的方式，最明显的就是他的“青白眼”。《世说新语》刘注有云：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青眼则表示阮籍对对方的赞同和喜爱，而白眼则表示阮籍对对方的嫌恶和疏远，这种委婉的喜恶人物的方式，也是阮籍清慎的表现之一，后世也留下了“青眼相加”这样的成语来表达对一个人的欣赏。三、阮籍穷途之哭自正始初年曹芳登基，曹马之争进入白炽化阶段，大将军曹爽飞扬跋扈，整日饮酒作乐致使民怨滔天，而此时野心家司马懿蛰伏已尽，开始掌握兵权时刻准备谋反，一直到司马昭弑君称帝，司马氏的野心成功实现，旧朝泯灭、新朝初立之时社会淆乱，而《世说新语》描写的正是此时的阮籍，他的任诞、他的清慎的形象皆是时代社会所迫，同时随着“竹林七贤”的解散，在此背后，是阮籍内心巨大的无奈和悲凉。“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晋书·阮籍传》乱世生存非易事，阮籍做到了，却也因其无奈的懦弱而沉痛，而他只是想生存就这么难。嵇康被迫害，无疑是对阮籍最大的打击，其穷途末路之哭，则表达了那个时代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助。《世说新语》对于阮籍人物形象的记载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世说新语》阮籍形象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任诞放达、清慎的阮籍形象，同时也可以窥知魏晋时期大批文人的的形态，阮籍无疑是魏晋时期大批文人形象的缩影。参考文献[1]余嘉熙.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3]阮籍.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世说新语》中的阮籍形象研究张珊珊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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