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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元代白地黑花图纹，枕面绘二人物立桥上交谈，桥对面是由云山宫殿人物组成的仙境。枕的四壁正面绘开光竹雀，背面开光虎纹，两侧面开光荷花纹。底印长方形“古相张家造”款识，款上覆荷叶，下托莲花。此枕正面开光竹雀纹，一枝墨竹楼一雀鸟，雀鸟神采奕交，几片竹叶清健有力。
日本梅泽纪念馆藏一件长43．5厘米的元代白地黑花山水长方，枕面及正面均在菱形曲线开光内绘山水人物，画面由远山近水、古树与村舍组成，正面画中还有二人物立于岸边仿佛等待乘舟来访之客。上下两组画面，犹如画家用雄秀而简远的笔风对大自然的描绘，两个画面意境安静豳远，一派悠闲的情调，宛若一幅元代的白描山水画。
以画《富春山居图》而著称于世的元代画家黄公望有一篇《山水诀》的短文，其中讲道：“山水之法，在乎随机应变，先记魃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
元代绘画大都表现一定的生活理想和情感，常通过山水、人物抒发一种文人的“逸气”。今天人们在元代磁州窑瓷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许多描写自然美的山水画及人物小品，这种装饰艺术无不散发着元代文人画的气息。
在元代，有一类人物故事纹瓷枕十分招人喜爱。元代戏曲、小说和版画较为发达，许多深受民间喜爱的历史人物故事、神话等都被移置在面上，这种绘画与制瓷工艺相结合的作品不仅是当时社会及民风民俗的写照，也反映了元代的民间文化和文化创作。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只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前高10厘米，后高13厘米，长40厘米，宽167厘米。中微凹，枕面画卷草纹边框，四个花弃纹角属瓷图案构成中部菱形开光，内绘唐僧取经图，前壁画写意竹，后壁画虎，两端画英蓉花。底部阳文书印款内横书“古相”，直书“张家造”。施白釉泛黄色。此枕制于《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是有关唐僧取经题材的早期图像之今天看来，瓷枕上的唐僧取经图还真有点奇怪。画面上，孙悟空手持金籀棒走在最前头，猪八戒肩扛把子排在第二位，唐僧骑白马排在第三位，紧随其后的是一位童子举着一把傘。按照小说《西游记》的描写，这个角色本应是瓷十分丑的沙和尚，但其穿戴模样，怎么看也不像个魔怪，却是凡世间的一个随从。
小说《西游记》里的故事，上至老下至孩童，几乎人人皆知。其中的沙和尚忠实宽厚，可他毕竟也是妖精。小说《西游记》描写他：“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旋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警，腰東双攒露白藤。项下骷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嶸。”照此看来瓷枕上的唐僧取经图是不是画错了？
今人读到一百回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明朝人吴承恩根据唐玄裝取经的民间传说和有关的说经话本、杂剧加以艺术创作而成。至今能够见到最早的猴行者的故事，是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话本。在北方的金国也有《唐三藏》院本。甚至处于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西夏国，那里的安西榆林窟的三个石窟有《唐僧取经图》的壁画，至今保存完好。这三幅壁画都只画了唐僧、孙行者和驮经的白马，没有猪八戒和沙和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人物完全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在不断地演。到了元代，大概又添了个猪八戒于沙和尚的出现可能是后来的事了。《西游记》的成书终归是在明代。书中最先出场是美猴王，第九回出现了玄奘，第十九回“云洞悟空收八戒”猪八戒登场，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至此才有了沙和尚。
元代磁州密唐僧取经图枕倒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信息，而那时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中还没有沙和尚，或者是还另有他人，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个图像当是研究《西游记》成书历史有参考价值的形象资料。
当然，故事毕意是故事，话本也好，小说《西游记》也好，唐僧取经图瓷枕也黑，都是神话传说里的事，只不过在情节上有出人。拿孙悟空来讲，在佛教史上，悟空不是猴子面是人，他也曾出使西域。至于唐僧等辈，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自然也不能与瓷枕或《西游记》上的事一一对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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