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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叩诗歌的大门手抄报资料

时间:2011-12-22 07: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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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 《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分类,古体诗近体诗词曲 1讽刺 2爱情 3哲理 4送别 5风景 6抱负 7想像 8故事 9思想叙事诗和抒情诗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 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出道于2000年之后。现代(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朦胧诗、中间代、新生代、湖畔派等。新国风节奏 合乎规律的重复形成节奏。春夏秋冬四季的代序,朝朝暮暮昼夜的交替,月的圆缺,花的开谢,水的波荡,山的起伏,肺的呼吸,心的跳动,担物时扁担的颤悠,打务时手臂的起落,都可以形成节奏。 节奏能给人以快感和美感,能满足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要求,每当一次新的回环重复的时候,便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使人感到亲切、愉快。颐和园的长廊,每隔一段就有一座亭子,既可供人休息,又可使人驻足其中细细观赏周围的湖光山色。而在走一段停一停,走一段停一停这种交替重复中,也会感到节奏所带来的快感与美感。一种新的节奏被人熟悉之后。又会产生预期的心理,预期得中也会感到满足。节奏还可以使个体得到统一、差别达到协调、散漫趋向集中。众人一起劳动时喊的号子,队伍行进时喊豹口令,都有这种作用。 可见,仅仅是节奏本身就具有一种魅力。 语言也可以形成节奏。每个人说话声音的高低、强弱、长短。各有固定的习惯,可以形成节奏感。这是语言的自然节奏,未经加工的,不很鲜明的。此外,语言还有另一种节奏即音乐的节奏,这是在语言自然节奏的基础上经过加工造成的。它强调了自然节奏的某些因素,并使之定型化,节奏感更加鲜明。诗歌的格律就建立在这种节奏之上。然而,诗歌过于迁就语言的自然节奏就显得散漫。不上口;过于追求音乐节奏,又会流于造作。不自然。只有那件既人损害自然节奏而又优于自然节奏的、富于音乐感的诗歌节奏才能被广泛接受。这种节奏一旦被找到,就会逐渐固定下来成为通行的格律。 诗歌的节奏必须符合语言的民族特点。古希腊语和拉丁请;元音长短的区别比较明显,所以古希腊诗和拉丁诗都以元音长短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有短长格、短短长格、长短格。长短短格等。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都是由五个长短短格和一个长短格构成,叫六音步诗体。古梵文诗主要也是靠长短格构成节奏、德语、英语、俄语,语音轻重的分别明显,诗歌遂以轻重音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如轻重格、重轻格。 中国大典诗歌的节奏是依据双语的特点建的,既不是长短格,也不足轻重格,而是由以下两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音节和音节的组合。汉语一个字为一个音节,四言诗四个音节一句,五言诗五个音节一句,七言诗七个音节一句,每句的音节是固定的。而一句诗中的几个音节并不是孤立的。一般是两个两个地组合在一起形成顿。顿,有人叫音组或音步。四言二顿,每顿两个音节;五言三顿,每顿的音节是二二一或二一二;七言四顿,每顿的音节是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必须指出,顿不一定是声音停顿的地方,通常吟诵对倒需要拖长。顿的划分既要考虑音节的整齐。又要兼顾意义的完整。 音节的组合不仅形成顿、还形成运。逗,也就是一句之中最显著的那个顿。中国古、近体诗建立诗句的基本规则,就是一句诗必须有一个辽,这个远把诗句分成前后两半,其音节分配是: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林庚先生指出这是中国诗歌在形式上的一条规律。并称之为“半逗律”。他说:“‘半逗律’乃是中国诗行基于自己的语言特征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也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上的普遍特征。” 揭示了“半运律”,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句子凑成了四、五、七言却仍然不象诗,原因就在于音节的组今不符合这条规律。揭示了“半逗律”,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六言诗始终未能成为主要形式,就因为二二二的这种音节组会无法形成半逗,不合乎中国诗歌节奏的习惯。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读四言诗觉得节奏比较呆板,五七言则显得活泼,其奥妙也在于音节时组合上。四言诗,逗的前后各有两个音节。均等的切分,没有变出。五七言诗,逗的前后相差一个音节,离变化于整齐之中,读起来就觉得活泼。 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这是构成诗句的基本格律。符合了这条格律。就好像为一座建筑物树起了柱子。至于其他格律,如平民、对仗,不过是在这柱子上增加的装饰而已。中国诗歌的格律似乎很复杂,说穿了就这么简单。 其次,押韵也是形成中国诗歌节奏的一个要素。 押韵是字音中韵母都分的重复。按照规律在一定的位置上重复出现同一韵母,就形成韵脚产生节奏。这种节赛可以把涣散的声音组成一个整体,使人读前一句时预想到后一句,读后一句时回想起前一句。 有些民族的诗歌,押韵并不这样重要。例如古希腊诗,古英文诗、古梵文诗。据十六纪英国学者阿期查姆所著的《教师论》,欧洲人与诗用韵开始于意大利,时当纪元以后,中供纪曾风行一时。德国史诗《尼布隆根之歌》,以及法国中世纪的许多叙事诗都是押韵的。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诗人向古希腊学习。押韵又不那么流行了。十七世纪以后押韵的风气再度盛行。到近代自由诗兴起,押韵的诗又减少了。但中国古典诗歌是必须押韵的,因为汉语语音长短,轻重的区别不明显,不能借助它们形成节奏,于是押韵便成为形成节奏的一个要素。 中国古典诗歌的押韵,唐以前完全依照口语,唐以后则须依照韵书。根据先秦诗歌实际用韵的情况加以归纳,可以看出那时的韵部比较宽,作诗押韵比较容易,汉代的诗歌用韵也比较宽。魏晋以后才逐渐严格起来,并出现了一些韵书,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四声韵略》等,但这些私家著作不能起到统一押韵标准的作用。唐代孙怖根据《切韵》刊定《唐韵》,此书遂成为官定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是综合了古今的读音和隋北的读音,加以整理决定的,和当时任何一个地区的实际读音都不完全吻合。作诗押韵既然要以它为依据;自然就离开了口语的实际情形。这是古典诗歌用韵的一大变化。到了宋代、陈彭年等奉诏修了一部《广韵》,它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根据《唐韵》,分四声,共二百零六韵。比较繁琐、但作诗允许“同用”,相近的韵可以通押,所以实际上只有一百十二韵。宋淳祜年间平水刘渊增修《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索性把《广韵》中可以同用的韵部合并起来,成为一百零七韵,这就是“平水韵”。元末阴时夫考订“平水韵”,著《韵府群玉》,又并为一百零六韵。明清以来诗人作诗基本上是按这一百零六韵。但“平水韵”保存着隋唐时代的语音,和当时的口语有距离,所以在元代另有一种“曲册”,在完全按照当时北方的语音系统编定的,以供写作北曲的需要。显著名的就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此书四声通押,共十九个韵部。现代北方曲艺按“十三辙”押韵,就是承袭《中原音韵》的。“十三辙”符合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可以作为新诗韵的基础。 总之;押韵是同一韵母的有规律的重复,犹如乐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音,整首乐曲可以由它贯穿起来。中国诗歌的押韵是在句尾,句尾总是意义和声音较大的停顿之处,再配上韵,所以造成的节奏感就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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