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 4月1日
大疫期间武汉知识界就像暗夜里的灯光，虽然微弱，但是令人倍感温暖。
致敬武汉的知识人：所信的道你们已经守住了整理/马国川 财经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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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最大的受难者是武汉。作为文教重镇，大疫期间的武汉知识人或写文章记录真实历史，或接受采访发出声音，有理性，有勇气，有担当，以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赢得了国民的尊敬。在历史关头，文天祥曾扪心自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从整体来说，武汉的知识界做到了问心无愧。用胡适先生的话说，他们做到了“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为中国知识界赢回了尊严。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引用《圣经》里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同样，对武汉的知识界来说，所信的道你们已经守住了!
无可讳言，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人的思想倒退了。因此人们常常感慨，现在的知识界瓦釜雷鸣，斯文扫地。但是大疫期间武汉知识界就像暗夜里的灯光，虽然微弱，但是令人倍感温暖。世道艰难，但是仍然有不少知识人在追求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仍然在为民族前途而忧思由此。可见，中国知识人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道统”未坠。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笔者将个人在浏览手机时随手收藏的有关材料稍作整理，奉献给读者朋友。
我期待，这次劫难成为一个起点，一个重建知识人对道统的担当的起点!
方方：作家
不需要多说。这位身居灾难中心的女作家，她记录了真实的历史，发出来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获得了广大的共鸣。“武汉日记”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它“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不仅‘见出了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李修文：湖北省作协主席
2月12日，《新民周刊》发表李修文的口述文章，他说：“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事实上，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无论在灾难之中，还是在灾难之后。我觉得经此一劫，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执浩：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诗人张执浩在接受《花城》杂志微信专题问答时认为，作家在面对这场疫情灾难时，应当坚守文学的基本尺度，对死亡、生命、人的尊严等重大问题作出严肃的思考。他说：
“无论你怎么写，都应该秉持文学的基本尺度，这尺度中包含了我们人之为人的不甘、不舍，我们的怜悯、责罚，和同情之心，而具体到这次灾难，可能更应该呈示出人类的脆弱和生命的不堪一击，所谓“始于称颂，止于怜惜”，也许惟有这般惨痛的事实才能把我们唤醒。”
由疾病带来的恐慌与管理上的无序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前期，各种乱象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安，真是“城里的人想出去躲瘟疫，城外的人想进来因为在外面无处安身”。外界所看到的武汉或湖北乱象，其实也深刻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乱象，只不过正好死神把标签贴在这里而已。但文学最终还是要从纷乱中找回自己的声音，回到人性上来发出人之为人的尊严之声。这次疫情蔓延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世道人心，至少我个人感觉很悲凉。一方面是医务工作者直面死神的勇气，无数爱心人士的点滴恩情，另一方面呢，各种难以想象的卑劣行径却四处上演，而且比以往哪一次灾难都更烈更甚。疾病只是检验我们社会世相的一张试纸，在测试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各种人道主义危机在蔓延。”
小引：诗人
他的日记可以和方方媲美，成为这场劫难最独特、细微的记忆和文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无耻的言论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而反抗这种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持续且坚定的写作，唯有这样，才能让谎言失去生命，让真相挺身而出;唯有这样，才能让阳光透过雾霾，重新照亮那些干枯的花园，寂寥的人间。”
武汉十教授
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第二天，冯天瑜、唐翼明、余品绶、於可训、郭齐勇、邓晓芒、李工真、赵林、徐少华、叶永刚等十位武汉教授援引宪法规定，呼吁有关部门撤销对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位医生的处罚，公开道歉。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2月15日，《新京报》刊出87岁的刘道玉先生的采访。他记述了那些“悲壮故事”，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吁：“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根治疫情。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恳切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冯天瑜：武汉大学教授
冯天瑜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呼吁“通过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推动社会启蒙”：第一，提高国家和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第二，提高信息透明度，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三，端正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他说：“我们希望，经历这次生态危机，吾国吾民有所收获，以上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能够提升，不致让国家的巨大代价、人民的惨重牺牲付之东流。”
陈国恩：武汉大学教授
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在《方方的武汉日记映照出一些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进步》《“手机照片”质疑者的逻辑缺陷和意图问题》等文中提出：一些人对武汉日记的指责，重复着历史上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套路，把现实生活窄化、主观化，反过来又把主观化的“生活”当作生活本身，作为指责作家创作的生活真实性标准。比如在与病毒搏斗中，要你写红旗飘飘的队伍，写大卡车从四面八方运来全国人民的温暖。这些当然应该写，但作家是通过具体视角写作的，她对生命的哀悼，完全可以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抗疫初期的一些混乱场景的描写，是因为希望改变这种状态，早日终止疫情。每个人的生活自己作主，生命的形态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能概括成几种标准的类型，更不可能由某个批评者垄断对生活的理解。无限丰富的生命形态，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今天的读者期待真情与真实，拒绝虚假。而批评者也在读者之中，要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切忌把自己主观化的理解视为生活的全部，回过头又用它来指责别人的那种简单与粗暴。那种认为写了痛苦和死亡就是消极态度的论调，是把人简单化了，反映的是武断者自己的狭隘和脆弱。少数质疑者曲解武汉日记的文本，纠缠于移花接木后的细节，而对生命的消逝却无动于衷，这只能说明他们惊人的冷漠。至于个别“官老爷”自称代表人民，实际背离了人民的立场，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则是更为深刻的教训。
冯黎明：武汉大学教授
冯黎明教授在题为《方方日记，我们在看》的文章里说：“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
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唐翼明在接受采访时，称赞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他指出，这次疫情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他呼吁人们说真话，“凡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戴建业先生是最早站出来公开支持方方的学者。2月23日他在文章《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里说：
“方方是一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面对病毒的紧张害怕，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方方日记’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最近他又写了《方方日记：对风骨最精彩的演示》，高度评价方方日记的价值。
邹贤敏：湖北大学教授
邹贤敏教授在《方方日记：新启蒙的曙光》一文中写道：方方是以人道主义为信仰的作家，秉承五四之余绪，近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精神，乃是她的精神传承，平民视角、人道情怀乃是日记文本的最大特色。
方方与那些逆行者、受难者、孤独者、寂寞者彼此隔离又相互守望，同悲欢共命运;为了千千万万平凡的普通人，她决不放弃对涉事官员的叩诘问与追责，对祸国殃民的极左毫不留情。生命至上、尊严无价充溢方方的内心，深入她的骨髓，是封城日记不变的主旋律，谱出了一支悲怆激昂的生命之歌。
方方的独立人格和平等精神，她的正直、善良、勇敢，赢得了千千万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的喜爱与信任;自然，她那浸润着血和泪，交织着悲伤、感动、愤怒、恐惧的日记，必然会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强烈共鸣，情绪得到宣泄，心灵得到慰藉，精神得到支撑。
他们以海量的留言山呼海啸般应和着方方深情的抚慰和呼唤，留言与日记构成历史的“互文”，创造出一部动人心魄具有史诗意味的生命交响乐。
理性之光照进了被禁锢、被管制、被扭曲、被伤害的心灵，这就是人的觉醒，这就是启蒙!
方方日记的启蒙价值尽在于此。
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
刘川鄂写文章力挺方方，驳斥那些攻击方方的言论。他说：
“我一开始就预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方方的封城日记会浓墨重彩，留下特殊的一笔。
平民立场、人文情怀、体制反思、民间正义，这几个要素比数据更重要。纠缠她日记中某些细节表达的不准确，完全是别有用心。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历史需要方方这样的陈述者，让我们了解真相，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和总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忘记痛苦就会更痛苦。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很欣赏方方这句话。正是每个人只求自保，我们才活成了这个样子，说句话都害怕，你还幸福什么?你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你也好意思说你成功、你骄傲、你爱国?”
方方在一篇日记中说：“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其实不仅是年轻人，还有很多老巨婴，头发白了，牙掉光了，却还没有成熟。
责怪责骂方方者，你有你言说的权利，继续有，永远有，偶尔骂一两句也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想提醒你，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是自媒体时代的奇迹。一个这么多人支持和肯定的作家和她创造的时代文本，你轻易去否定它，需要多大的理由啊?那得多无知啊?”
梁艳萍：湖北大学教授
在题为《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里，梁教授称赞方方的写作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人的写作，也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写作”。她直言不讳地斥责那些“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扑向方方者和跟从者“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因为在这些人眼里，人“永远都是可以利用的材料或者工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既是他们的常道，也是他们当下的非常道”。这女教授勇敢地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叶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将武汉疫情日记分为七种：本地医生日记，外来医生日记，护士日记，病人日记，记者日记，方方日记，我的日记。大家从不同角度形成新冠疫情的共同记忆。他说：“方方日记最受关注，支持者认为，她反映了一个普通武汉人的声音，反对者认为，日记太悲观了。我认为只要是真实的，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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