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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旭全 蒋开儒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韦英哲图/本报记者 陈秋明 阙道华
说到改革开放以来传颂最广的文艺作品，歌曲《春天的故事》肯定榜上有名。它诞生在1994年的春天，三位亲身领受特区变迁的艺术工作者，写下了这首后来全国传唱、直至被“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带上太空播放的作品。虽是歌曲，《春天的故事》却拥有史诗般的气势和地位；虽然气势恢弘，它却又十分亲切，歌词以小见大，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
2008年的这个春天，本报记者专赴深圳，找到仍然耕耘在那里的两位歌词作者。蒋开儒，已过古稀之年，仍激情四溢、出口成章；叶旭全，已身居高位，却平易风趣，妙语连珠。他们共同呵护着这首属于人民的歌，也畅快地回忆起了这首歌诞生的前后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国家的春天、特区的春天。
冰天雪地里
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
羊城晚报：您是广西人，当兵到了广东，然后工作去了黑龙江，创作又扎根在深圳，怎么会有这么多转折呢？
蒋开儒：我老家在广西桂林，1951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就响应号召参军，结果到了广东湛江当部队的文化教员。1958年4月，我该从部队离开了，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海南岛开荒，一个是到北大荒开荒。我觉得海南岛生活和湛江差不多，“到北方玩去！”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想法，我还没看过雪呢，所以23岁就去了黑龙江，直到57岁离开，一去就是34年。
到了黑龙江穆棱县，我因为有体育特长就被留在体委工作，但是建国十周年开运动会时，我虽然在县里的比赛中得了标枪冠军，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组织上还是让第二名做代表去省里比赛了。我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姐夫是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大队长，在香港、台湾、美国都有亲戚，一来运动我肯定先受冲击。所以在那个年代，我是想当将军不能拿枪，想当政委不能入党，想当健将不让上场，所有路全给堵住了！于是我决定转而弃武从文，自己对着文艺作品学创作，小说、曲艺、戏剧，现炒现卖，从模仿中慢慢领悟技巧。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会和深圳结缘的呢？
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一发表，我就在冰天雪地里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有一个地方让我特别刻骨铭心，就是公报里没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讲了一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立刻感觉很多事情要改变了。
1979年2月一天早晨，我收到香港表妹的来信，表妹邀请我到香港探亲，说是台湾姐姐、美国姑妈都约好清明节到香港去聚会，这是解放以后我们第一次联系啊。我试探着写了一份赴港探亲报告，没想到居然被批准了！于是我赶忙经北京、广州、深圳，4月6日到了香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深圳，印象里就是一片水田，几条老牛，从田埂到沙石路，从沙石路到火车站。然后一河之隔的香港呢？天也特别蓝，山也特别青，高楼林立。
我的探亲假批下来是四个月，我呆了50天提前回来。虽然姑妈、姐姐、表妹都在劝我、留我，甚至告诉我那时候240块港币、大概70多元人民币就能办下香港户口，我还是觉得应该回来，我恋家、恋老伴、恋三个孩子啊。回来又经过深圳，罗湖边检站的一个战士给我敬礼。直到前些年，我在深圳落户了，再去那个边检站。人家才告诉我，那时一批一批人偷偷往香港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海里游了8个小时过去，当时那位战士一定是看到我的通行证上时限还没到我就提前那么多回来了，出于尊敬才敬礼的。我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当时的深圳和香港差得多远哪！
1992年春天，我从县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那时因为看到了《深圳特区报》的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我就特别奇怪：深圳，我13年前看到的那个“小孩”，现在能长多高呀？我就下决心要再去看看，所以找老伴拿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两千块钱，我就南下了。
既要往前走
就别为丢失脚印心碎
羊城晚报：这次来深圳，您就呆下来了？ 蒋：一下火车，第一个感觉就是，又到了香港了吧？摩登大楼不是香港才有的吗？但是我回头一看，大楼上写着深圳，我认出那是小平同志的字体。当时我就觉得是邓小平解放思想，让这里出现了一个奇迹。如果说探亲那次我给家庭带来的春天，那这次是给国家带来了春天。当时我就想写邓小平，感觉非常强烈！但是我觉得还得先学习、体会和积累，我先得找到工作，呆下来。
我首先就去找了王佑贵，他就是后来《春天的故事》的曲作者。因为都从事歌曲创作，我们是老相识，他就把我介绍到自己任职的一个蓝天企业家艺术团去工作。在那里，没有节目写的时候，我就把凡是别人不会干的事都包上，广告词、通讯、报道啥都写，还做横幅、搬道具，什么都干。
羊城晚报：那您在退休前好歹也是一个领导干部，也上年纪了，何苦还要这样“磨练”自己？
蒋：心理落差肯定有。在北大荒时我也算“五套班子”成员，上班我是当主席，喝酒我是座上席，做报告是掌声经久不息，到这里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啦，真是憋屈！
到底图个啥？我也问过自己。但是我很快就想明白的，深圳叫特区，不是养老院，也不是福利院，特区就是市场啊，你要赚钱先投资，你要老板给你发福利，你先给老板赚钱啊。然后我就写了到深圳后的第一首歌，题目很大———《闯世界宣言》：“既要往前走，就别为丢失脚印心碎；既要奔明天，就别为告别昨天流泪；功劳簿不是席梦思，单相思不是鸳鸯被，这世界不问你当年勇，只问你今天是谁；是金鹿你就跑，是银燕你就飞，海阔天空，想怎么美就怎么美。”写完之后，我就感觉解放了。
但是半年之后，这个艺术团就办不下去了，部分人员转回蓝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我当办公室主任，一直工作到1997年，就在这个期间创作的《春天的故事》。
心里一直想
为邓小平创作一首歌
羊城晚报：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您写这首作品的灵感呢？
蒋：我一边工作，也从来没有放下过为邓小平同志创作一首作品的念头，所以我特别关注深圳的发展历史。我读了一批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给我的启发是特别的大。就在我去香港探亲的1979年，小平同志在说“先在你们广东找一个地方，办一个经济特区，杀出条血路来！”我当过兵，知道杀出血路的分量！南巡讲话时，邓小平还讲了“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是两种经济手段”。我的思想一下子就打开了，就一个天窗盖了那么多年一下打开了！我的脑子里同时浮出一个画面：小平同志站在中国的大地图前指点江山，寻找着中国经济腾飞的突破点，寻找创办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他在中国的南海边找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圈……这个感觉一出来，我就觉得歌词没有问题了，灵感出现了。
这首歌词就是在1992年12月16日一次完成的，当时我到了深圳才7个月，我投稿出去，1993年1月7日《深圳特区报》的《罗湖桥》就发表出来了。我那天去上班，公司一个保安说：“老蒋，报纸上有个作者是不是跟你同名啊？”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是保安我也是苦力，搬东西、拿报纸都是我的事，所以他不相信我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激动得不行！这一发表我感觉是对邓小平功绩的肯定，因为当时他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了，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承认了这首歌，同时也承认了我。
羊城晚报：那这首歌做出来，又是怎样谱成曲并且脱颖而出的呢？
蒋：我做完词，自然就想到请相熟的王佑贵老师给谱曲，他当时已经调到东深供水局去工作了。他一见歌词很激动，也很感动，但是提起笔却迟迟没有做出来。为什么呢？我再三问他。他就说，你看这散文不像散文，诗不像诗，短的呢一句就是一个字，长的呢有十七个字，他开玩笑说“我找不到调”。我记得是在1994年5月25日上午9点，我第三次到王佑贵家去，因为那时正在搞全省的青春歌曲大赛，6月1日截稿。我们一起念歌词，他念着念着湖南腔，一下子找到点感觉，我就赶紧从桌子上把五线谱拿给他。他记着记着，大约到了10点钟左右，写不下去了，他说：“春天没写够，这个旋律要展开的时候就没有了，只有春风和春雨不够。”所以后来我就把“春晖”和“春雷”加进去了，这样就可以展开了。写完主要部分之后，王佑贵又觉得其他艺术样式里一个大人物出场都要有鸣锣开道，咱们这个歌唱邓小平同志也得有个副歌做引子。那没有词了啊？所以就重复题目吧，唱到结尾，再“啊”了两下，效果还真不错！
一气呵成，这支歌就做好了。后来经过修改，《春天的故事》在这个青春歌曲大赛中得到了金奖，开始“红”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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