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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1931—2019），浙江浦江人。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在陈传席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画史》里,方增先、刘文西、黄胄和杨之光被列为现代人物画“四大家”。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2013年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为劳动者塑像造型的一支画笔停止了，一个翰墨丹青颂祖国的美术创作者脚步停住了。
12月4日下午3时30分，中国美术学院南苑会议室里庄严肃穆。一场关于“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方增先的追思会在这里举行。就在3日19时28分，方增先在上海因病过世，享年88岁。至此，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等新浙派人物画“开山五老”都已过世。
方增先以笔下的众多农民形象打动了世人，而他一辈子，也始终像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样活着。他保持了艺术家的真诚，也承担了艺术家的孤独。那一份忧世悯农的心自始至终萦绕在他的笔端。这一刻，回望方增先先生的艺术人生，回顾他所创造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深切感受新浙派人物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风采。
新浙派人物画的领军者
“浙派人物画”以中国绘画特有的“骨法用笔，墨分五彩”的传统表现形式，精准、概括、传神的造型能力，融时代生活气息，赋予人物画以新的立意和格趣。方增先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物画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人物，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国画人物画的时代革新大潮，对于现代写实人物画做出巨大贡献。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到70年代的《艳阳天》《孔乙己》，方增先的人物画成为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的作品融贯中西两种不同体系的技巧，并找到两者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汇于一体的超越。上世纪80年代，他创新积墨人物画法，以《帐篷里的笑声》《母亲》等画作再一次打动世人的心。
提起方增先，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成名作《粒粒皆辛苦》。
那是在1955年，才24岁的方增先留校任教后不久，见到一些学生不注意节约粮食有感而画的。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起：“因为当时国家比较重视粮食问题，我又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如何看重粮食，我太清楚了。农村人有一个习惯，饭粒掉到地上，如果干净，肯定捡起来吃了；如果不干净，也会捡起来喂鸡、喂猪。捡麦穗这个动作是北方人的，从敦煌坐火车回来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有一群小孩在收割后的地里捡麦穗，这个情景，使我联想到劳碌的农民。
“《粒粒皆辛苦》选取了一个农村常见的生活细节，用丰收时节一位赶车的老农自觉地在路上拾麦穗的瞬间情节，赞美中华民族丰收不忘勤俭、珍惜劳动成果的美德。从此，以现代的笔墨语言来表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成了方增先艺术创作的重要课题。
诞生于1965年的水墨画《说红书》，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深入刻划和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恰当处理，塑造出一组性格鲜明、神态各异的农民群像。在技法上坚持“以形写神”，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既有生活的血肉、乡土的气息，又有时代的风貌。
方增先曾说过：“我曾经看到过中西结合首先要‘两个一瓶醋’的说法。意思显然是两种文化的结合，要求两种文化都深入研究，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进一步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实之间思考求索，博采中外各家所长，创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素描法、人体结构法和中国水墨画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画的人物造型问题，走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美术创作教育的好老师
追思会现场，方增先的友人、同期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来了，将整个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座位不够，许多人自发地站着，只为聆听人们对于方先生的回忆和感怀。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表示，斯人已逝，精神流传，方增先身上有几点令人感动而悠久感怀的品质。方增先先生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他很真，从来没有虚情假意。许江讲了一个故事：“1981年冬，我们上国画课，把方先生请来对着一个老头画水墨写生，整个人物脸部细细的渲染，正当我们看着出神，方先生突然放下笔，断然将纸揉成一团，口中念念有词说不对，接着他信笔画了一张太白行营图之后离开。许久之后我问及此事，他说那种过分依赖明暗的方法是不对的，那时他的创作正在变革与反思之中。一个德高望重的名师，向学生表演之时如此流露，这就是真性情。”
同窗好友、画家肖峰老师听到方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我比他晚进校半年，我们在一个班学习，他与众不同，能够表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结构，把人物与时代相结合。他是我们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代表。希望我们的后辈能学习他的精神，让艺术更上一层楼。”肖峰说。
画家叶尚青现场献上了一幅题为《忆江南》的作品。“方增先和我是良师益友的关系，我当时学人物画，他当我的班主任，后来我留校了，我们一起上课，他年龄比我小一岁，所以我们来往比较多。我特地写了一些词表示悼念。”
回忆起与方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现场许多人泣不成声。画家王庆明表示，“方老师走了，代表了一个时代，我觉得像一棵大树倒下了。方老师生前多次表达要发展中国写意人物画，要写不要描，现在这些学生都已经老了，希望寄托在国画系年轻的老师和学生们身上，大树虽然倒了根脉还在，希望他们继承方老师的遗愿，踏踏实实作出新成绩，再创新辉煌。”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钱晓芳说：“方先生的离世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画界的一大损失，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先生，就是为了继承先生的遗愿，学习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创新不止。”
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陈瑶说：“方增先曾经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曾表达要为家乡捐画的意愿，令我十分感动。今年，我们《百年追梦》美术工程，其中也选择了浙派人物画。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感动，仿佛看到了一个为人谦和、诲人不倦、对于艺术的创新和追求永不停歇的艺术大家形象。”
笔墨聚焦人民的艺术家
1931年，方增先出生于横溪镇西塘下村，这个村庄在当时属于浦江，1959年划归兰溪。他的艺术成就，也深深地影响了家乡人民。在浦江，方增先书画艺术碑刻院在1995年举办的中国书画节期间开幕；在兰溪，2017年，方增先艺术研究会、方增先艺术馆经过4年多的筹备后开馆。
方先生还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这些重要的人物画家，都是方增先等老先生们一起手把手带出来的。吴山明是方先生的学生，留校后又与方先生共事多年。在他心里，方先生在基础造型、笔墨语言、艺术风格、学术理论方面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实践体系。
“我和方老师是同乡，很早就知道他了。《说红书》的诞生，我们是亲眼目睹的，他深入生活，整个创作差不多有整整一年。不仅是晚辈，同辈的画家也都对方老师很崇拜，都很认真来拜见方先生。留校以后，我们跟着方老师共同教学。原浙江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人物画教学，方老师贡献很大。特别是基础教学和素描，方老师有特殊贡献。”吴山明说。
浙派人物画就是一朵献给劳动者的精神之花。劳动者的形象，在浙派画家的笔下，获得了丰富多样的艺术答案，这也给人留下了许多思想的启迪。艺术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家理应将镜头对准劳动者，用笔墨描绘他们，从中找到自己的创作之源，同时以自己充满个性的艺术感受，通过多样的方法，使劳动者的形象各显美姿，增香增色。
全国美术大家纷纷缅怀方增先。“方老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对中国美术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续写了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大家。”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这样评价。
【点金】中国绘画拓新的国美旗帜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江）
方增先老师是我们学校20世纪50年代初浙派人物画群体当中最优秀的代表，他一生最可贵之处就是不断去争取中国人物画的突破。
实际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方老师在我们学校的时候，画的《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已经是当时中国人物画变革的代表之作，但在那之后他仍然在不断地推进。他又画了一大批以藏民题材来表现中国画雄强笔墨的精彩作品，把中国人物画笔的神、墨的强度和线的表现力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所有的这些努力和成就，非常重要的是，要归于他的不保守，勇于开拓。这使得他能够不断地站在中国画开拓变革的潮头。这几年，我院有几张表现浙派人物画的绘画，都让他站在画面的最前面，因为他是这个群体中最优秀的代表。
我对他的怀念还有一点，就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上海美术馆主办的上海双年展持续了9届，他要我担任艺委会执行主席，其实是他在边上为我们护航，为我们打气。没有他的识见和支持，上海双年展要想在21世纪初，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的突破，成为在全国、全球有影响力的现代形态的展览，是做不到的。所以，不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人民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教育家或者是城市文化的开拓者，方先生都是第一流的。
我曾经应邀给方先生大画册写过序，我觉得真写得不够好，但他仍然那样相信我，把那本重要的画册的序留给我写。这也是对我和像我这样年轻一代的鼓励和重视，也是他眼光独特的一个方面。
他的离去，对我们学校和中国人物画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他留下来的艺术创作，是整个中国绘画界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发掘，从里面获得精神，汲取养料，从中不断地去领会中国文化根源的东西，继续前行，攀登中国当代文化振兴的高峰，不辜负他和他们这代人对我们的培养和希望。
方增先是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旗帜。如果说吴冠中先生是横立中西之间的一面旗帜，方增先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绘画拓新的国美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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