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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末三国魏晋时期，出现过大批的文化人才，并举办几次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盛会。这些盛会包括邺下之会、金谷之会、兰亭之会等。邺下之会主要是由“三曹”影响和带领的”建安七子“为骨干的众多文化人士聚会。三曹包括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曹操的诗赋文章，雄宏大气、超然洒脱;曹植的诗赋文章，词藻华丽、如行云流水。他俩的诗赋文章都让人敬重和羡慕。而曹丕的诗赋文章，更有现实感和人情味，人感觉很亲切。建安七子，包括: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祯。这七人中除了孔融外的六人，都跟着曹氏集团做事。
据史记载， 建安九年，曹操占据邺城（今邯郸临漳）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 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 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 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曹丕守邺，与文人西园雅集，其《与吴质书》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人的作品，大多能够反映汉末动荡的社会状况，以及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困难，表达了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稳定的期待。对社会的观察使这些心思细腻的文化人更能深切感受社会的变化。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这些文化人，更像是早早能够觉察到社会变化的“鸭子“。无论是他们的描述、鞭挞、歌颂、期待或逃避，都是对社会更深层次的觉察。
作为文学领袖之一的曹丕，对建安七子的文学贡献，在他的《典论》中都作了分析。邺下之会，基本上是三曹与建安七子的文学聚会活动。建安风骨即以他们的悲悯情怀为基调。“竹林七贤”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一种独立、超脱、自由、自然的生活状态。”竹林七贤“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故与地名竹林合称。竹林七贤的作品虽然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他们生活的时期，已是司马氏掌权，而他们又与曹魏有关系，出于对曹魏的依恋，和对司马氏政治高压的忧惧，他们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超越现实的精神。魏晋之后佛教和清谈的盛行，也与这种有意逃避政治，刻意关注自身性命有关。
西晋元康六年，已天下一统，石崇召集一干文士，在洛阳西北金谷园雅集，之后写合集《金谷诗序》。参加金谷之会者，计有三十人，有石崇、苏绍、刘琨、陆机、陆云、潘岳、左思、欧阳建等，囊括都城一流文士。石崇是晋初有钱有权又有才的高级官员，他依山傍水修建了金谷园，风景秀丽，令人流连忘返。它既是一个劫掠财富的官员，也是一位文采飞扬的文化人。所以他在金谷园邀请全国的文化士人，在游玩戏耍中完成了一次文人的盛会。但也因为不义之财积累的太多，奢华招摇，石崇被人谋算而死。陆机陆云是东吴丞相陆逊的孙子，都督陆抗的儿子，陆机被称“太康之英“，陆机善诗赋，陆云善持论。 左思的《三都赋》非常有名，他邀请当时的名人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这篇文章出来后，一时“洛阳纸贵“。其他人士，也是文才斐然，各有所长。金谷之会后，石崇集撰《金谷诗序》传世。
”金谷之会”在文化历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但它的名声远不如“兰亭之会”。虽然”兰亭之会”是王羲之试图超越“金谷之会”而招集的， 但毕竟他是在东晋偏安一隅的时期，其人员之地区范围和文化涉及的深度、广度，却不如”金谷之会“。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任东晋会稽内史兼右军将军时，在绍兴兰亭修禊时招集的文化人士集会，参与兰亭会的，共计四十一人，有王羲之、谢安、孙绰、支遁等，都是”五胡乱华”后的南渡名家。谢安就是指挥秦晋“淝水之战“的东晋丞相。孙绰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支遁是当时有名的佛学家。“兰亭之会“随着王羲之《兰亭序》的书法帖子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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