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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黄管家之间的告别，很多次，印象深的也有很多次。最常见的是高中最开始的时候，我家住在苜蓿园，黄管家住南理工大。我们从学校骑车出来，肩并肩，穿过月牙湖公园，面向着远处的紫金山骑。一过月牙湖我就到家了，要在路口和黄管家分开。
但不是每次骑到路口，我们的话题都正好讲完的。我们把车拐到人行道边，一只脚撑在地，在30秒红灯，20秒绿灯，30秒红灯的几个反复中，把话吐完。“好的，那我走了，再见吕蒙爱。”黄管家的告别语总是很正式，即使非常熟了之后，她还是很正式，规规矩矩。
黄管家别过车龙头，一脚猛地蹬地，过街，渐渐消失在坡下。我一般会原地等一会儿，等她骑远了再右转回家。她每天都穿着校服，校服里面是翻帽衫，翻出来红色的帽子，绿色的帽子，黄色的帽子。她的坐骑，26寸捷安特女士自行车，车篓装在后车座上，车篓里是一个装了全世界的沉重书包、饭盒、和我乱丢的零食包装纸。黄管家并不是一直骑自行车的。第一次见到黄管家，她斜背着大红色的帆布包，戴着棒球帽，骑电动车。在御道街，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树荫下，唰，一下从我旁边飞过去。我踩着自行车在后面大叹，风驰电掣啊！之后很多次，她从我旁边擦着边儿飞过去，她都看不见我，认识了也这样。但凡我们路上相遇，都是我大喝一声叫住她。黄管家的眼睛，在行路时，除了看前方地上有没有坑，其它什么也不会看。有时，连有没有坑她也不看。
为了放学一起走，黄管家忍痛告别了她的高级电动车，放弃了在非机动车道上当赛车选手的伟大梦想。炮换鸟枪，从此隐居自行车界。随着越来越相熟，我们的送别也变得越来越拖泥带水。比如说周末放学，我们推着自行车往回家的方向走。走着走着黄管家把车闸猛地一捏：“花花我们去文具店逛一下吧。” 花花是她给我取的名字，来历太复杂，讲起来可能要追溯到青铜器时期，这里就不做说明了。
逛文具店是这么逛的，货架上的笔，我们一个种类一个种类的在纸上试。本子，我们会根据纸张大小，平铺时可打开的最大角度，纸张透光量、顺滑度，页内条纹的颜色与行间距，做认真地分析讨论。导购员阿姨要过来观察我们八次。最后几乎要得出结论的时候，黄管家惨叫一声：“啊！花花不好了！已经六点了我要回家了！”
不买文具店一针一线，黄管家仓皇而逃。我跟出去，看她如神偷般快速开了自行车的锁：“那么花花，再见了。” 没错，黄管家的告别仍然像译制片电影里的一样正式。她还向我行了个礼，是“嗨希特勒”那种礼。这是跟《虎口脱险》里的伞兵学的。
有一次我从她家出来，她站在她家窗口里送我。我一步一回头，挥了二十分钟的膀子，我还没走掉。最后隔着窗子又聊起来，开了新话题。没有办法，黄管家抓起家门钥匙就出来了，以“送我上公交车”为由，又把我拐进了南理工对面的馄饨店。
冬天的黄管家经常穿一件嫩绿色的直筒羽绒服，长度直到膝盖以下。我嘲笑她像一个邮筒。她也不生气，把头缩进羽绒服领子里，拉上拉链。从馄饨店出来，我一个箭步跨上公交车，来不及郑重道别。坐在有雾气的车窗边，看见站台上，邮筒一样的黄管家。她还在找我坐在哪一格窗前呢，车已经启动开走了，她没来及挥手。
所以一般来说，我都是骑车去黄管家家，以便于她十八里相送。等我从她家起身，收拾书包要回自己家的时候，黄管家都会诚惶诚恐地，每个口袋到处摸索，找她自己的车钥匙：“花花你等等，我送你一段。” 有时候她会把我送到南理工的大门口，有时候继续跟我骑一段，骑到富丽山庄的广告牌下才折返。有时候一不小心跟着我又骑到了我家，干脆锁车上楼，跟我回家蹭一顿晚饭。晚饭后，我要不要骑车送黄管家一程，这成了个难题。不送吧，显然怠慢了投桃报李的情谊。送吧，我们担心，万一没忍住，我又跟骑到她家了怎么好，这送来送去的总没个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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