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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先生十八岁时由他早在日本留学的哥哥关德寅带到日本学习，那时关德寅在日本学窑瓷。关良先生最初学习应用化学和数学，这种学习使他感到很苦恼，恰在这时他碰到了许地山的哥哥许太谷。那时许太谷已经考进了东京美术学校，就劝他改学美术，入中村不折所办的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当时这所美术学校里的指导老师，除中村不折外，还有藤岛武二等人。
他们继黑田清辉之后都是日本老一辈写实主义艺术的奠基人。但是以黑田清辉为首的这些写实主义奠基人，在欧洲学习期间，无一不是经过印象主义洗礼走向写实主义的。因此关良先生在日本学习期间，也就没有受到纯学院派的影响，他的写实基础，是溶汇着印象主义革命的因素在内的。正因为这样，他在学习期间就深深喜爱马奈、莫奈以及梵高的作品，而且对印象主义以后的各个流派都深感兴趣，并悉心加以研究。
关良先生在日本学习期间，除美术外还兼学音乐。白天学画，晚上请音乐老师教提琴。他对音乐的爱好也不下于美术，他钻研乐理，欣赏名曲，听演奏会。这对他后来喜欢拉中国胡琴是不无关系的。他在日本学习五年之后回到上海时年仅二十三岁。回国以后，他先是在上海美专以及上海各美术院校任课，但他所教的那些学校都是私立性质，由于经费不足，虽然上课，但常常拿不到工资，迫不得已于两年之后不得不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关良先生作为一个失业的美术家，更是流离失所。先是出走香港，后经国立艺专校长膝固约请去昆明，但当学校迁到四川壁山时，校长换成了吕凤子，关良先生随之也就离开了学校转到成都技艺专科学校教书。经过长时期颠沛不安的教书生活以后，关良先生对教书已经深感厌倦，决心去敦煌进行考查，以便进一步研究我国民族绘画传统，为了筹措旅费，得到郭沫若的鼓励和热心支持，在成都举行了最初的水墨戏剧人物展览会。
在筹备期间，关良先生对举行这样的展览会是毫无把握的，不知道大家爱看不爱看。郭沫若先生鼓励他说：“这是新东西，刚一拿出来一定要碰到很多困难，因为你所画的既不是中国画，也不是西洋画，而且这种画又是谁都没有画过，也是谁都没有看见过的。但是你画吧，我支持你，我不但要给你题字，还要给你写文章。”于是郭沫若非常热情地写了《关良艺术论》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副刊上。
文章主要谈了一个画家所应持有的民族气节，并为他的六十幅画题上了诗词。所题的内容主要是借题发挥，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进行无情鞭挞。出于意外，这次展览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作为一个画家，从此关良这个名字就和他的戏剧人物画联系在一起了。他筹出了旅费就从成都向敦煌出发，但那时交通不便，行至天水时天已转寒，不得不转回洛阳，沿途画些淡彩速写，在贵阳举行一次展览会。
等到潘天寿先生接任国立艺专校长时，才又转至重庆回校任教，据关良先生说，他所画的水墨淡彩戏剧人物，完全是抗战期间的产物，那时到处奔走生活无定，在那样的环境里，画油画不仅携带不便，而且也买不到颜料，是十分艰难的。很多画油画的人不得不搁了笔，充其量只能画些淡彩速写，关良先生也是在这时开始练习使用中国笔墨画画的。
他是画西洋画出身，对中国画的笔墨既缺乏研究，也不会使用，为了学会中国画法，只要有机会就去看中国画的展览会，有时也去看古代的绘画。研究中国画画家用笔用叠的方法，有一次去看黄宾虹的山水画展览会，给他的印象最深，使他深深体会到使用中国的工具材料，如果不在笔墨的运用上下苦工夫，是很难达到较高的表现效果的。
他很早就想把自己看戏时所画的铅笔速写，用中国画的形式画在宣纸上，经过一番钻研之后就偷偷在家里试画，所画的东西是不敢拿给别人看的，怕人笑话。即使临到要开展览会时，自己还没有信心，生怕自己所画的这些东西不成样子。其实关良先生所画的这些水墨淡彩戏剧人物的真正可贵之处，何尝在于他是否掌握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情趣，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表现意图。
包括用笔用墨的方法在内，为绘画艺术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画材和崭新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创造，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只有天才才能做到的，我了解到，关良先生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风格独具的画种，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于个人的特殊爱好，另方面也是经过长期酝酿，苦心钻研，从自己的艺术造诣中进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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