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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精神的“展现形态”
近来有学者著文对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这本该是好事，细看却不然。该文不质疑“自觉”这一概念本身，而质疑文学“自觉”的时间，弄出的结果竟然是“文学自觉”不在魏晋，而在汉朝！本来，以“自觉”概括一个时代，本是一个“概念的误用”。
若将文学的本质视为审美追求，以此来论自觉与否，那么就是最原始的文章，也有这样的追求，就已经开始“自觉”了。当《诗经》古老的篇章追求着韵律和谐，一些篇章如《秦风·蒹葭》甚至营造出高妙的境界时，当《尚书》中某些文章追求着语句的表达效果时，试问这是不是一种审美追求？有这样的追求，就是自觉，就是自觉的开端。
若将古人以非文学的态度（当然是在今人看来的非文学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如《诗三百》在汉代的经学化——视为文学“不自觉”的表现，那么，就是在魏晋以至更晚的时间，也可以说不自觉。不论人们是否以文学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实际的文学创作都产生过精美的文学作品，就是在经学大盛的时候，也还是有着文章、诗篇的审美追求。
在魏晋所谓“自觉”时代，甚至在此后很长的时期，同样有着“不自觉”的作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初本就不应该用“自觉”这样的概念来概括魏晋时期的文学变化。将一个属于哲学性质的概念，用于对属于历史范畴的某一时代文学现象的概括，本来就是一个文不对题的做法。
然而，前人用“自觉”来表述魏晋文学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固属用语不当，但这个“误用的”概念难道就一无所知吗？魏晋文学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是一个铁打的现实。可以说“自觉”的概念不恰当，却不能说它一无所知。于是问题就变成如何界说魏晋文学的巨大变化。
前人对这变化已有所见，只是他们的概括有问题，今人当思有所改正才是恰当的做法，不应该仍然沿着承认文学在时间上应该有一个“自觉”的旧思路，到更早的时间上寻找“自觉”的开端。出主而入奴，从坑里爬出，又掉进井里。这样一来，魏晋之际文学深刻变化的实事，反而被囫囵带过了。
上述做法是一种“戏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中这还只是一种样态而已。常见魏晋文学史的著作在讨论此期文学的总体背景的章节里，总要谈汉帝国崩溃的影响。汉帝国崩溃，说它在十数年内对士人的心态有影响是可以的，说它关系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就难免诪张为幻。
汉帝国解体最得益者是世家大族，而魏晋以下的文学主流又是世家大族的，这又何说？再如，与文学相关的是魏晋清谈，包括许多老师巨子的前辈学者都说清谈源于汉代的品题，“党祸”后士人压抑，所以变为清谈玄远。可是，压抑士人的帝国崩溃了，打击清流的党祸也过去了，清谈之风在魏晋非但不减，反而更盛，这又怎么解？与此同时，一些迥异前代的现象不入文学史家之眼。
例如，从篇幅上说，《诗经》重章叠调，结构多重，楚辞如《离骚》则尤其长；可是，大体从魏晋以后，文人诗篇的创作呈现追求短章的格局，以至五言绝句在唐代的成型。文人诗的尚短章，又因何而起？还有，我们从未听说屈原的文思是快是慢，司马相如倒是出了名的慢，可是到了魏晋，“倚马露布”、“七步成诗”等却成了才子们艳羡并竭力表现的事，成为文学家是否高才的一个标准。
没人去关心《离骚》作者的文思快慢，是因为那个时代，文思的速度还没有成为衡量才子的标准。同样，汉武帝若真像传说的那样要身边文人“柏梁联句”，司马相如也就根本无从成其大名。但是，到魏晋以后，翻然大变。文人作诗，常在酒席宴间，做诗要限时、限韵、限句和限内容等。文思慢，如何应付得了！即兴的诗篇，体制如何能长？诸如此类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我们的文学史家若能在此等事情上深入其背后的原因，对此期文学特征的把握就会相应改观。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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