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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言文相对，那就是白话文。当然白话也有古今之分。古白话是用主要是采用古代口语写成的书面语。如上节所述，本来秦汉之前，言文差距是很小的。唐代古文大家，上文提到的韩愈作过一篇《进学解》，文中借国子监的学生质问国子先生说道：周诰殷《盘》，佶（jí ）屈聱（áo）牙。周诰指《尚书·周书》中的一些篇章。殷《盘》指《尚书·盘庚》。佶屈聱牙指文字艰涩难懂不顺口。全句意指《尚书》作为古代的文章很难读。
的确是这样，我们举出《盘庚》的一段话作说明：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按说这是盘庚迁都殷（今安阳）后告诫群臣的一段话，应该是当时的口语，可是现在我们很难读懂了。其实，在汉代这些话语只有经过经学家的解释才能被普通人所领悟。这说明，古代的口语（白话文）到了后代就成了文言文。
上面所引文字的译文：现在我这年幼的人，不是不听从大家的意见，迁都之意实在是上帝通过深知天命的人传达下来的。因此迁都新邑不仅不是违背卜兆，正是大大彰明卜兆的灵异。
到了汉朝言文距离进一步加大，因为当时经学非常发达。经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作注。这说明汉代人已无法按照当时习惯的理解方式解读先秦时期的文章。这说明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由先秦到秦汉都发生了叫大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乱华，带来民族大融合，随之口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文言文已经成为读书人读书作文的固定习惯，笔下写的口里并不说，而嘴里说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比如的一些作品有一些还是表现出了白话色彩，诸如《世说新语》，即为时人的口语记录。
我们知道，佛教在东汉时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极大发展，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要推广传播佛教，就需要翻译佛经。为了能时下层民众听懂，译经者就采用口语的书面语形式。吕叔湘先生就曾指出“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的发展，出现了俗讲活动，僧侣将佛教教义和佛经故事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通俗的告诉大众，而俗讲的底本就称之为变文，其中就要大量的白话文，有人称变文是中国白话文学的起始。
宋元时代，一方面出现了说书人所用的底本即“话本”，即用当时白话创作。而文人模仿话本创作的小说则称之为拟话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三言二拍”即是此类。另一方也有语录体。禅宗语录大量出现，大都为禅师口语，由亲随左右的门弟子随时笔录编集而成。
另外，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弟子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即《朱子语录》。到了明清时期，白话小说更是发展到了顶峰，其杰出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出现。
清末举人裘廷梁发起组成了我国第一个白话学会，创办《无锡白话报》，以白话宣传维新思想，他曾在《苏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到了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第一个提出用白话文写作。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的正宗,用来取代文言文。他创作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新文化运动，打出民主科学的旗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此启迪民智，普及知识，并启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场运动奠定了现代白话文的雏形，白话文写作的方式获得了大众的认同，从此具有现代特色的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实际是现代白话文）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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