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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张发奎口述自传》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夏莲瑛远渡重洋在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400多次录音记录的基础上，辅之以在港台两地访问国民党有关军政人员的旁证资料，又与大量的回忆录和其他历史文献核对考证，整理而成。张发奎亲历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他的自传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 第十二师战备情况 北伐军第十二师该师辖三个团，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军官们现在佩上手枪了，这得益于我们从粤军邓本殷部缴获的毛瑟牌手枪，然而第十师有些军官尚未能佩上手枪。我们的士兵装备有：一支步枪，一条容纳150颗子弹的子弹带，两颗手榴弹，一条毯子，一件雨衣，一个军用水壶和一只饭盒。按规定还配备铁锹和洋镐，但并未常用，一个班只带着一两套。全部加起来，一个士兵要背40至45斤的装备。 士兵获发了较好的军服，冬季获发棉衣、棉裤，还有短裤与汗衫。作战时无论官与兵，每人都要戴一条红白蓝领巾以资识别。军官常常穿士兵制服以防敌军辨认。所有官兵都佩戴布制徽章，印着他们的姓名与职务，军官的徽章加上不同颜色的边框将官是红色，校官是黄色，尉官是蓝色。 无线电通讯设备仅参谋总部与第四军军部有，我师仍然没有。我们的电话比以前多，每个团部与一些营部装上了电话。其实通常在团部与营部之间不必使用电话，因为驻地通常离得很近。长距离的通讯，我们仍然依赖逐站传递信件，有时使用马匹。那时我们的马匹比以前多了，传令兵可以用军马代步。 情报工作方面也有革新，表现在组建侦察队。师部规定每个团要组建一个侦察队，战略情报则由师部作战处情报科掌握。军需总署在北伐军总司令部设立起来了，由俞飞鹏主管。军部与师部也设立了兵站，负责向后方运送伤兵，向前线运输军火、军服、粮食等等。当军部兵站不能发放食米或数量不够时，便发放现金。各部队在当地年长村民或地方当局帮助下使用现金买米。 军部的军医处办起了野战医院。师部与团部设立了救护所。救护所能提供简单的治疗，主要是止血。每个连配置了4个担架兵与两副担架，用以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救护所。师属担架排会把重伤员抬到野战医院或后方的军医院。对于敌人的伤兵我们也救治，但会优先救治自己的伤兵。 师部副官处负责处理战俘工作。俘虏们由特务排看管。通常先指派他们抬担架或当运输兵，然后分派到不同的连队。有时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 智取汀泗桥 我们轻易拿下了通城与崇阳，然后向汀泗桥挺进，吴佩孚在此部署的兵力数倍于北伐军。汀泗桥系鄂南重镇，前临巨湖，东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环水，粤汉铁路自西南至东北纵贯其间。由于湖水很深，我军实在不可能夺取桥头，其北端堤坝上由敌军布满了装上倒钩的铁丝网。敌军的主力包括吴佩孚的“铁卫队”驻守在镇东的高地，那里有精心制作的防御工事。缪培南的三十五团部署在桥头，黄琪翔的三十六团部署在桥右，第十师在三十六团右侧，叶挺的独立团充当预备队，他和我留在十二师师部，位居第三十五团与三十六团之间。 政治部带来的农民告诉黄琪翔，徒步跋涉那条流入黄塘湖的汨罗江是可行的。黄向我报告，且建议涉水。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与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取得联系。黄琪翔整个团在得到命令后开始涉水过河，他们把步枪顶在头上，趟过了水面齐胸的汨罗江，在战斗中，他们一马当先，攻打敌军的堡垒。 8月26日至27日交接时，在夜色中衔枚疾走，俟接近敌阵时，攀登鼓噪，以白刃杀入敌阵，歼敌甚众，敌不支溃窜，三十六团遂占领中央最高阵地数处。27日拂晓急攻占领敌炮兵阵地。我亲督三十五团与独立团于7时占领汀泗桥东北一带全部高地。“冲呀！冲呀！”的喊声刺破了夜空，终于在拂晓时攻下了要塞。此役毙敌1000余人，俘军官157人、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步枪3000余支，马14匹、军用品无数。我军伤亡90人。 攻占贺胜桥 由于第十二师在汀泗桥大获全胜，第十师应该轮到去攻打贺胜桥。但在一次会议上，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再次指派十二师担此重任。可是，攻打贺胜桥较为容易，它的地形与汀泗桥大不相同。那儿也有一座铁路桥，但我们不必先拿下它。白泥湖水浅，我们不费事就过了河。 此役毙敌1000余人，俘敌军官159名、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机枪30挺、步枪2000余支。敌人在车站遗下粮食尤多，殆如山积。我军伤亡497人。贺胜桥胜利的首功应记给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事实上，此时吴佩孚军队已丧失战斗意志，他们不能及时撤退，因为第十师已经切断了他们的退路。8月30日，三十五团解除了敌军的武装。 在我的心目中，贺胜桥战役从未占据重要地位。该战役被说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吴佩孚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事。他想死守贺胜桥，遂用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的脑袋来阻止退却。我看到一名旅长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树上，附有他职衔的标志。但这一切都是枉然，汀泗桥与贺胜桥战事注定了吴佩孚的失败命运。 “铁军”之名由来 北洋军阀吴佩孚的“赵子龙”刘玉春指挥1.6万多名北洋军防守武昌，依（鲁肃）山据险（汨罗江）修筑工事。蒋总司令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南湖，召集会议决定作战计划。李宗仁被任命为所有攻城部队的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总司令部希望尽快攻下武昌，以便能抽调部分部队到江西同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作战。蒋总司令建议组织敢死队攀登城墙。会上人人都赞成这个计划，士气极为高昂。 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七军、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挑选一批士兵攻城，每个师都负责组建一个攻城营。我下令3个团长各挑选一个连，由各团长指定一名军官率领。他们必须是勇士，我指定了最勇敢善战、最足智多谋的军官欧震指挥这个攻城营，并着手准备竹梯。 虽然我们的士兵趁着夜色攀梯，但仍被敌军发觉了。在两次攻城失利后，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此时，汉阳守将刘佐龙向北伐军投诚。1926年9月6日，北伐军第八军攻下了长江北岸的汉阳，翌日攻下汉口，切断了地处长江南岸的武昌敌军之粮食供应线。他们只好紧闭城门死拼，刘玉春也拒绝投降。 要想推开武昌城门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军在城门背后布下重兵，又垒起沙袋顶住城门。所以我们决定挖开城墙地基，埋设炸药。叶挺本是学工程的，他指挥了整个爆破进程。根据叶挺的建议，我们改装了两辆吴佩孚弃置的载货车厢，四周围上钢板，两侧钻了枪眼，每辆铁甲车装载数十名叶团官兵，然后夜间用一节火车头推动这两节车厢向东湘门进发。一批士兵跳下铁甲车挖掘炸药坑，其余人留在铁甲车厢上用机枪等火力掩护。这一行动并没成功。 当我部抵达武昌东郊金牛镇时，10月7日陈可钰告诉我，武昌敌军弹尽粮绝，势穷力蹙，正准备投降，令我立即返回。已投降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敌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派代表入城规劝敌军投降。最后，武昌守城副总司令吴俊卿派遣保定同学、团长贺锐廷求见邓演达与唐生智，传达吴俊卿同意于10月9日、10日午夜打开城门，他的部下从右边行军离开武昌，步枪一律放下；我军则从左边行军入城。 武昌之役，敌军官被俘700余人、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16挺、步枪7000余支，军用品无数。刘玉春与他的参谋长陈师许逃到文华大学，被十二师三十五团主任参谋邓龙光捕获。我到监狱探望刘玉春，他要求我告诉陈可钰，最好枪毙他。否则，他顶多等待三个月，然后自尽。我安慰他。你知道，军人之间是存在怜悯之情的。我感觉他毕竟还是有骨气的，送给他一些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 我录用陈师许在师部任参谋。他是浙江人，武昌军官预校的前期校友，我知道他是能干的。在另一方面，使刘玉春感到我对他抱有善意，乃属意陈师许鼎力助我。 武昌人民称第四军为“铁军”。为了表彰我军的功绩，当地粤侨绅商特铸一铁盾，赉送第四军旌其功勋，并题词曰：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迩；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负担如铁在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这就是“铁军”名称之由来。 摘自《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 口述 夏莲瑛 访谈及记录 胡志伟 翻译及校注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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